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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人民币国际化:构筑对外利益交换新模式

发表于 2014-01-09    来源于:财新网

【战胜市场】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在最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被提至新的高度,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因在于中国对外利益交换诉求的进化,导致“二次改革”大背景下需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提高经济开放程度,打开新的对外利益交换空间和模式;外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压力与可能空间,而内因则是改革派倒逼下政策当局利益和风险权衡后的结果。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外因。

美国布局:美元霸权驱动的三元世界

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是打破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理解这套体系的演变和中国的位置就十分重要。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化模式最早起源于二战以后形成的两极政治格局和经济制度安排。战争结束后,和平的诉求与超极大国核均衡下,需要一套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权利体系,以实现和平利用世界资源和人道发展,避免在生存空间上的暴力争夺。美国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的参与国家中,当之无愧地以占领者的身份,具有绝对话语权。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格格不入,世界也就分裂为两大阵营。如果说美国通过两次世界战争完成原始积累的话,那么二战后美国最大的收获在于依赖这些积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美元的世界通货地位,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起源,也是全球危机的根源之一。

美国主导和美元驱动的全球化分工体系打造了自循环的食物链,各经济体要么作为消费者,如美国;要么作为生产者,如中国、日本和德国;要么作为资源提供者,如中东和拉美;都在体系内逐步定位并生存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技术的外溢导致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快速扩张,一开始大家都是赢家;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发展最终拖垮了苏联,这座大厦的轰然倒塌让美国能够更肆无忌惮地以自己的利益导向和价值观改造世界。

在生产国、资源国和消费国构建的全球化三元体制下,美国是最初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信用货币体系下,美国成为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IMF,世界银行和WTO(前身是关贸总协定)成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化霸权中的三驾马车。货币不再中性,美国不再收缩,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开始驱动全球经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绿纸片疯狂。美国的货币,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日本和西欧的技术,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全球的市场;各主体入局的时间虽然各不相同,但美国在这套模式中通过铸币权和技术开放的优势,始终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并引领了“盎格鲁—萨克逊”经济体们的狂欢。

但是,在美国霸权进化的时期,世界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拉入了全球化分工体系,这也培养了他的竞争者:欧洲(1960-1990),日本(1965-1985)和中国(1985-2012)。在生产国发展的巅峰期,1973年的西德,1986年的日本和2008年的中国,其经常账户盈余占全球的比率都超过20%,而他们当时的主要贸易盈余来源方都是美国。即使在现在,他们仍然是全球贸易顺差的主要制造者。在这个顺差接力棒不断传递的第三次失衡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矛盾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中集中爆发出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入局后,美国的麻烦真正开始了。

中国入局:亚洲升腾的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一个意外事件。开放之初,欧美充满了狐疑,其他亚洲经济体则措手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东西国际分工仍然是传统二元经济的国际化,亚洲的新兴经济体相当于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传统部门,在中低端产品市场进行激烈竞争,中国入局后,这种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与已经有一些技术和资本积累的亚洲四小龙不同,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同样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出口产品的相互替代性很高。在这个区间内,亚洲经济体们面对的是一条价格弹性很低的需求曲线,而拥有丰富生产要素的中国入局后,几乎将新兴亚洲的出口供给拉伸为一条弹性无限的直线。这种教科书式的市场结构将出口依赖的亚洲经济体们逼入了“囚徒困境”:谁贬值谁就能扩大市场份额。

在改革开放到1994年汇率并轨期间,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是很低的,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是出口创汇导向下的换汇成本。而换汇成本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双向刺激导致了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贬值走势。亚洲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陷入了两难的选择,要么保持钉住汇率,忍受竞争力下降的痛苦,要么紧跟中国对美元贬值,忍受福利损失。这段时期以“竞争性贬值”为特征的亚洲出口锦标赛是以新兴亚洲的福利损失和对发达国家产业替代加快为结果的。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新兴的亚洲经济体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第一次角力,最后,毫无悬念地,以1994年初人民币汇率并轨为标志,中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其后,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金融抑制压低的实际利率,再加上政府直接掌控的资源价格,以低要素成本为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迅速崛起。而其他东南亚经济体的选择则比较糟糕,他们过于自信地较早开放了资本账户,让大量短期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并将汇率固定在难以维持的高估状态。在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这些经济体在国际资本的游击下一个个被收割。而中国则以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这个生产型国家群挺过了一枪,并在之后逐渐成为亚洲工厂的火车头,人民币也成为了这些国家货币汇率的“名义锚”。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东亚各经济体通过产业分工和阶梯式的产业升级,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亚洲工厂,并为欧美提供了大量的产品。2001年加入WTO后,贸易壁垒打破,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亚洲工厂的核心,与其他经济体贸易交集更是显著提高。亚洲的区域内和区域外贸易都开始繁荣起来,整个亚洲经济从危机前的无序竞争阶段,转入了一个各攻所长的稳定发展时期。亚洲工厂开始在稳中有降的贸易条件下缓慢地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并为后来较好地抵御全球危机打下了基础。而中国在危机后则坚定地开始了外贸升级战略,其贸易条件走势也开始脱离亚洲整体,并在近几年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趋势。

总的来看,全球经济的结构变化其实就是美国从生产向服务不断升级的过程,亚洲贸易的演进是这个过程的缩影:跨国企业主导的生产随着成本控制的需要不断向日本、东南亚和中国转移。具有庞大劳动力和资源的中国强行插入国际分工体系后,打乱了整个东亚的经济甚至是政治秩序。而中国对国际原始资本的渴求导致了奇特的积累方式,这种方式以中国独一无二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为支撑,在中低端产品市场上击败了亚洲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逼迫其改变竞争战略和发展路径,从而根本上重构了亚洲的竞争格局。从竞争、危机到合作,中国以自己的实力、谋略和牺牲重铸了东亚生产型国家群的新秩序,并为人民币未来的周边化与亚洲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人民币上位的契机

内外均衡冲突时,大部分经济体的选择都是优先实现内部均衡而放弃外部均衡,这导致了国际失衡的积累,并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脆弱。无论是生产国为了本国经济增长控制汇率而导致国际贸易长期失衡,还是危机后中心国家失律的货币宽松导致的流动性泛滥,本位主义下谁都不能责备谁。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下,核心货币发行国为满足外围国家对储备资产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背负着财政赤字和外部赤字,并且没有一种现成的机制来强迫盈余方或储备发行国进行调整;危机后中心国家饮鸠止渴般此起彼伏的量化宽松措施,则通过外化复苏成本的方式,加剧了对外围经济体的冲击。凡此种种,都表现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均衡、不稳定和不公平。

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引领了东亚的再次升腾,这与资源国在外汇储备方面的贡献一起,激化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受过危机教训的新兴经济体们出现了以自我保险形式来抵御成本高昂的国际收支危机的倾向,这导致了他们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增加,这恰恰迎合了中心国家们扩张消费与获取资源的欲望。2012年,亚洲和资源输出国最终持有了全球78%的官方储备资产,这些资金回流到核心国家,主要用于购买欧美的金融资产。生产国和资源国在全球经济的食物链中为消费国的贪婪融资,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陷入了悖论之中:储备资产的增长需要美国的外部赤字,而这些资金的回流则需要美国的财政赤字,这决定了美国收支的双赤字常态。

2007年前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加剧导致的流动性失控在金融创新的放大下最终崩溃,成为了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以格林斯潘的加息为导火索,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中心国家积累的流动性倒金字塔崩溃后,实体经济被反噬,危机迅速传染开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被残酷地暴露出来后,其改革不可逆转——欧元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美国将长期处于去杠杆过程中,而日本仍将处于高收入陷阱中——中心货币国家经济的疲弱为人民币上位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契机。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外围国家要进入中心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国际货币的改革与重构,既是全球货币版图的重构与货币权利的重新分配过程,也是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对于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利益相关的各主体自然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国际货币的既得利益政府是否乐意推动其改革是主观意愿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改革以及该如何改革却是全球经济、政治、科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亚洲国家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高占比深刻地反映了其在国际经济与货币事务中的从属地位,也反映了僵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不对称性:全球制造业体系越来越依赖于亚洲,但亚洲国家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却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亚洲的代表性国际货币日元不仅受过严重的伤害,在国际货币体系内更无法代表亚洲的地位,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过推波助澜的催化剂作用。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能为日益多极化的全球经济秩序提供更为平衡的搭档。国际货币权利重新分配的依据应该是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这是顺应全球经济多元化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和摆脱单一货币强权控制的内在要求,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客观需求,也是中国面对次贷危机以来国际货币体系高烈度竞争和压力的正面回应。

美元是典型的消费国货币,而欧元区的危机也暴露出其内部生产与消费失衡的矛盾,我们认为,人民币以生产型国家的代表性货币上位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走向稳定、均衡和公正的唯一解。既然美元本位下生产国埋单不可避免,那么中国将注重在这之中的利益交换。中国既然不具备掀翻国际货币体系这张桌子的能力,那么在这张桌子旁边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无疑是最优选择。中国必须抓住这个窗口期机会,努力争取输出货币,并使得人民币最终成为储备货币的一元,这不仅可以压制滥发的美元,还有利于中国获取国际资源的定价权和铸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