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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中国政府不应该有增长目标

发表于 2017-03-09    来源于:陶冬

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宣布今年的GDP增长目标为6.5%,经济学家们照例对新的增长目标做一番点评,海内外媒体均有重点报道。


增长目标6.5%,是自从北京公布每年的政策目标以来最低的,不过在笔者看来可能是这几年比较现实的一个。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投资增速放缓无可避免;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和国内生产成本之下,出口不景也会持续。叫一个中年人,像小伙子一样跑步打球有点勉为其难(坚持锻炼可以维持状态,但那是另话)。降低对自己的预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自从2007年开始就偏离过去三十年的趋势增长率,哪怕政府再努力地刺激经济,投资增速依然在放缓。投资减速有周期性原因,有去产能的需要,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到这个程度,基础设施经过十年的井喷式建设,投资已经难以维持在之前的超高速增长水平了。但是政府为了维持增长目标,年复一年地通过货币扩张和财政扩张,人为地推高投资,称之为曰稳增长


为什么要“稳增长”?高官们给出的一般逻辑是,维护社会稳定十分重要,需要保持一定就业的增长,所以经济必须维持一定的增速。保增长目标始于朱镕基内阁,当时提出来的“保八”并没有在增长和就业关系上做过仔细的论证,增长目标的设定过程比较随机。之后年复一年,增长速度成为政府的政绩,近几年经济政策更被人为设定的增长目标所挟持。


必须看到,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重大的改变,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已经大减,农民工的就业出路已呈多样化趋势。同时投资对就业市场的拉动作用不高,乘数效应越来越低。必须看到,投资是好事情,但是过度投资、不当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可能构成负面冲击。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整体负债水平在新兴国家中已经处于高位,近年通过居民部门增杠杆来帮助地方债务和房地产商去杠杆,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经济最强的一环绑在最弱的一环上,增加了火烧连营的风险。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没有增长目标,也不会为达不到某个经济目标勉为其难。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也不应该有增长目标,政策更不能被增长目标所绑架。稳增长,不如稳就业。只要就业市场不出大的乱子,人为干预应该减少,让市场有出清的机会,让经济有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的机会,通过释放小风险来降低大风险出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