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专家文章

胡伟俊: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经济

发表于 2017-03-16    来源于:胡伟俊

借着今年的春节假期,读完了牟复礼的著作《帝制中国:900-1800》。这本内容横跨千年,也长达千页的中国通史,有两个地方特别令人欣赏。首先是作者将中国历史置于东北亚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讨论,这使得原来在中原史观中显得模糊的地方变得清晰,比如作者对宋代的讨论并不局限于宋代本身,而是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入手。其次,作者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视角下进行讨论,例如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大航海时代来临后,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新的农作物品种、白银以及军事技术,对于明清两代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由此想到,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当下中国经济,也许也会有一些从中国本身出发看不到的发现。本文讨论三个例子。首先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中的波动,第二是近年来的人民币和资本流动,第三则是站在一个更长的视角,审视中国经济在过去15年中的起伏。


先看第一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年前有这么多人对于中国经济如此悲观,各种“崩溃论”层出不穷,而现在又有这么多人对中国经济变得如此乐观,以至于出现了“新周期”的说法?


从全球周期看,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波动,正是内外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从内部来说,中国房地产的投资增速,从2013年的20%降到了2015年的1%。作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内需,房地产投资下行对许多行业都产生了重创。从外部看,这段时间全球经济处于危机之后漫长的修复阶段,即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说的长期停滞时期,对中国的外需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一年前的困难局面,似乎同油价的暴跌密切相关。2014年下半年开始,原油在仅仅6个月之内,就从每桶110美元跌到了45美元。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过去几年中最困难的时期。当然,中国的PPI早在2012年,就已经由于产能过剩进入通缩轨道。但经过两年的调整,到了2014年上半年已有改善的苗头。可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受油价下跌影响,通缩突然恶化,经济的下行压力大增,并促使高层在2015年底出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问题在于,油价大跌和中国经济恶化的时间点为什么如此高度一致?是因为中国经济低迷导致了油价的大幅下跌吗?不太可能。中国的原油消费仅占全球的13%左右,并不足以影响全球油价。而且,中国在2014-2015年原油进口并未放缓,而是在加速。所以,油价跳水的原因不在中国。一个更可信的原因来自供应大增,特别是美国页岩油的冲击。


油价下跌当然会重创石油行业,但为什么会对中国经济整体产生如此之大的负面影响?其实,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油价暴跌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因为这使得中国的能源进口成本下降。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油价大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通缩的现象,从而压缩了企业的盈利增速。因此,企业被迫压缩资本开支,又进一步恶化了通缩压力。如此循环往复,使得油价暴跌引发了一场全球制造业的下行周期。结果就是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胀共同下行,而大宗商品价格则出现了联动式的下跌,中国在2014-2015年面对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


而随着供给面的改善,原油在2016年初开始大幅反弹。由此带来的再通胀的力量,使中国经济从2016年开始逐渐走出通缩。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增长和通胀都在回升,中国经济的复苏并不是个例。


当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外部影响,本国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并反过来作用于全球经济周期。比如,中美两国的PPI2011-2014年出现了大幅的偏差,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在2009四万亿刺激之后,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两者走势趋于一致,反映共同的全球性价格冲击。而去年中国的PPI反弹得比美国要快,则显示了供给侧改革和房地产上行周期的重要影响。


换句话说,要理解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历程,不能离开对全球经济周期的判断。但判断全球经济周期,又不能离开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正是这个原因,中美两国的10年期国债利率,走势才如此一致。两者相互作用产生的力量,是过去几年全球经济的幕后之手


第二个例子是人民币和资本流动。过去两年,人民币面临不小的贬值压力。一种流行的解释是,由于中国经济存在货币超发和房价泡沫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但有趣的是,在2013年的时候,货币超发和房价就是大家所关注的热点,出现了像百万亿M2是不是笼中虎房价泡沫何时破等说法。可是,当时的主流看法却是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外储太多。


如果将中国经济置于全球周期之中,对这个问题也许会有新的认识。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启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使得人民币存在很强的升值压力,外储上升也很快。


但美联储从2014年中开始转向,同年10月正式退出QE3,而美元指数也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急速上升。受到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影响,套利资本开始流出新兴市场。2014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达到了3.99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并从此开始趋势性下降。


20158月汇改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相对稳定。这一时期里,资本外流的压力,主要来自国际资本流动大趋势,即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发达国家。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相对稳定。但8月汇改之后,市场的贬值预期显著上升。而资本外流的主力,也逐渐从非居民向本国居民转化。


当贬值预期形成之后,市场就会选择性地相信一些有利于贬值的解释。比如在2016年初,流行的解释是中国经济即将进入衰退,所以不得不贬值来刺激出口;而到了2016年中国经济表现不错,当衰退论被证伪之后,流行的解释又变成资产泡沫导致贬值。


总结来看,人民币的贬值压力的开始,主要是由于全球资本流动的扭转,而非中国经济本身。但“8.11”汇改之后贬值预期产生了恶化,出现了贬值趋势和资本外流互相强化自我实现的情况。目前的外储下降,已经和当初的起因关系不大,而主要来自本国居民在贬值预期下,提高美元资产配置的需求。


第三个例子则是站在更长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15年前的突然加速。这个问题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面对过去大半年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是不是又站在了2003年的门槛上。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经济在2002-2003年的表现令所有人惊讶。翻阅当时的报章杂志,经济学家当时普遍对经济并不看好,认为增长在7%左右就不错了。但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事后来看,中国经济从那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上行周期,而这同样是内外双层力量作用的结果。


国内方面,中国在那时刚刚经历了痛苦但必要的国企和银行重组,并在90年代末进行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国际方面,信息技术革命在21世纪初结出硕果,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将生产过程拆分,并把劳动密集型的部分外包到新兴市场国家。而中国由于拥有大量低成本而优质的劳动力,正是这一技术进步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经济学家鲍德温在他的新书《大收敛:信息技术与新型全球化》中写到,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能够与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资源相结合,形成全球价值链。这也是中国的出口从2002年开始受到加工贸易的拉动,突然加速的原因。


出口部门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引发了中国城乡的迁移潮,并且推动了对基建和房地产的需求。而由此带来的产业集聚,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这些动力放在一起,使得中国在2003年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金融危机之后外需的停滞,也宣告了这一阶段的结束。


但是,全球价值链的存在,降低了发达国家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令其国内不平等程度发生恶化。日积月累,这种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使得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日益上升,并已经在最近的政治选举结果上开始体现。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所处的全球经济大周期,和2003年显著不同。从去年以来,虽然不论是中国经济还是全球经济,都发生了可喜的改善,但预言全球经济已经走出长期停滞,似乎还为时过早。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和全球周期的互动,未来将会持续并日益加强。牟复礼在《帝制中国:900-1800》 采用从东北亚格局和全球视角出发,来审视中国过去1000年的历史。而采用同样的视角,也会使我们对今天的中国经济认识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