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专家文章

丁安华:自由贸易体系的艰难时刻

发表于 2018-02-13    来源于:丁安华

【导语】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保护主义倾向可能会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不管怎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不符合“美国优先”的政策目标。


【正文】


特朗普强调“公平贸易”的背后


1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将美国描述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受害者,他声情并茂地说“不公平的贸易协议”牺牲了美国的繁荣,抢走了美国的“公司、职位和财富”,誓言美国的“经济投降主义”的时代终结了,他要推翻现有的贸易协议,重塑所谓互惠和公平的贸易体系。


美国总统用上“公平贸易”这个词,本身就值得玩味。这让我想起2003-2004年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议(ABAC)期间,亲身经历的场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曾锲而不舍地提出在年度文件关于自由贸易的表述中加上“公平贸易”的字眼即促进“自由而公平的贸易”(free and fair trade)。而强烈反对加入“公平”二字的就是美国代表,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的老大,美国表现出来的对自由贸易信念的坚持,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长期以来,美国就是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正是由于美国在全球贸易机制中作为主要规则制定者的独特角色,现有贸易协议的主流表述一贯是讲自由贸易,没有公平两字。因此,当特朗普将美国过往的贸易政策标签为“经济投降主义”时,我的感慨颇深。今天,或许美国式的自信彻底丧失了,特朗普充满对现存贸易协议的敌意,这无疑将对全球贸易体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特朗普的“新美国时刻”(New American Moment)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言,可能是一个艰难时刻。

 

全球化的历史视角


从历史上看,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现代语境下的全球化,源于1850年到1914年以欧洲为中心的跨大西洋经济贸易形态,其特点是依托殖民地体系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英国成为世界中心,在全球推广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1780年之后,全球贸易分工进入专业化时代。1914年以后出现了“去全球化”潮流,两次世界大战重创全球贸易,政治孤立主义、经济保护主义等成为主流。战后的两大阵营内的经济交往出现恢复势头,在两个世界出现割裂的全球化进程,西方阵营的关贸总协定(GATT)成为自由贸易的基石。1991年冷战结束后,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形成,全球贸易得到空前发展。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几年间,全球化进程达到顶峰。


不过,源于战后西方阵营的全球化走到今天,也出现了很多问题。WTO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各种双边多边贸易协议使得WTO机制逐渐被边缘化;贸易不平衡问题困扰各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挑战。英美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的示范效应逐渐减弱,金融危机引发的挫败感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民粹主义兴起,委过于人的对象就是其它国家和全球贸易体系。

 

特朗普对华态度趋强硬


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之间的对话机制陷入停滞状态。由前财长保尔森推动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是奥巴马总统期间中美之间的主要对话机制。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将其修改为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alogue)机制,但只在去年七月召开一轮会议就终止了。虽然今年中方提议重启该项对话机制,但特朗普似乎没有这种意愿。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于人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几乎置之不理,基本上都在经济贸易关系上做文章,将自已描绘成自由贸易的受害者。这些都是中美经贸关系中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说明特朗普基本上已将执政团队的专业技术官僚晾在一边,成为一个固执己见的另类总统,在没有专业团队的制约下,中美之间出现争端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特朗普当选后一直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中美经贸关系时好时坏、亦敌亦友。去年8月,特朗普就授权贸易代表对中国是否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展开调查,称如有必要就对中国产品启用301条款;112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针对进口自中国的普通合金铝片自发开展反倾销与反补贴税的双重调查。一般而言,反倾销往往由企业发起,再由政府部门进行调查和裁定,本次由美国商务部自主发起的调查本身就体现了美方希望在贸易层面限制中国的意图;今年初,美国宣布将对进口太阳能板和大型洗衣机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而中国是美国光伏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之一。


去年底税改法案落地之后,特朗普的政策目标迅速调转枪口对外,贸易领域首当其冲。今年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贸易和安全政策明显趋向强硬,中美关系趋于紧张,贸易战的风险上升。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趋硬,可能与国内政治争议相关。据ABC民调显示,在两党就移民、边境、财政等问题严重对立的情况下,特朗普当前的支持率为36%,创历届总统同期支持率纪录低点。今年年底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这是对特朗普执政的中期考试,甚至对2020年总统大选具有预示作用。在选票的压力下,特朗普只有剑走偏锋,转移视线以保持基本盘。当然,他的如意算盘是否打得响,仍需观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准备,毕竟中美两国占全球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严重贸易争端的所带来的损害可能是巨大的,更不用说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深远影响。

 

特朗普的错误在哪里?


今年一月,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希泽尔(Robert Lighthizer)发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国会报告(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坚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甚至出人意表地声言对当年同意中国加入WTO的懊悔立场。美国贸易代表的国会报告将中美贸易关系描述得非常糟糕,而且比以前更糟。


中美贸易的现实并非如此,即使采用美国官方的货物贸易统计数字,从2006年到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为116%,几乎是中国对美出口(增长61%)的两倍。而2017年前11个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12.3%,而从中国的进口增长8.9%。虽然十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绝对额在上升,但与美国的经济体量几乎保持同步。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当年美国名义GDP1.7%,到2017年也是1.7%。以特朗普喜好邀功的性格,他应该对中美贸易的近期表现感到高兴才是。


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名义GDP10%(对GDP增长的贡献2.7百分点),2017年下降到3.5%(对GDP增长的贡献0.6个百分点)。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2004年达到GDP5%,2017年下降到GDP2.5%。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贸易差额相对GDP而言都有相当程度的缩水,说明外部的不平衡有明显改善。


逻辑上,要减少贸易逆差,需要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而不是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扩大对中国的出口,需要中国的支持,注定不可能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来实现,因为中国会采取报复措施;以报复性关税打击从中国的进口,只会提高美国企业的成本和降低美国家庭的收入;这些道理再简单不过。更重要的是,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中国的企业可以持续十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倾销出口产品,这违反基本的经济理性。

 

特朗普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最大威胁


我认为中美之间全面贸易战的机会不大,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特朗普实用主义的性格,因为中国的反制措施可能会很严厉。但是局部的、逐渐的贸易保护措施还是很有可能的,他要试探中国可以容忍的底线。从目前的形势看,我国受到美国贸易保护负面影响程度按行业排序如下:钢铁>化工>其他金属制品>纸制品、橡胶制品、木制品>农产品>机电类>纺织服装。此外,美国动用301条款制裁措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对我国相关产业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上世纪70-90年代,美国曾多次对日本启用301条款并对日本进行制裁,对日本钢铁行业和半导体行业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此次美国知识产权调查最可能涉及的领域是包含微型芯片、电动汽车在内的电子、机械、运输设备等高科技产业。


不过,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也不想打一场全面对抗式的贸易战,因为中国有足够强硬的反制措施,例如限制美国的汽车和农产品进口。此外,中国可能什么也不做就能动摇美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一个近期的证据是:媒体传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减少美国国债的配置,虽然官方否定了这一传言,但已经足够让美国金融市场感到惊恐。


重点是,中美贸易战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唯一重点。真正值得担忧的是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伤害。战后七十年来,美国是推动建立自由贸易体系的最大动力,现在的特朗普成了最主要的怀疑论者。他从竞选开始,就激烈攻击各类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协议;执政之后随即退出TPP(最近又暗示要加入),威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公开表达对WTO机制的不满,等等。未来几年,全球贸易体制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也许就是特朗普对这一体系带来的冲击和破坏。

 

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学校,跟着美国的经济学家学习究竟是什么导致贸易的不平衡。经济学上的解释是,一国贸易的逆差和盈余是由该国的储蓄和投资的关系所决定的,投资超过储蓄的国家会出现贸易赤字,反之亦然。但是,特朗普认为贸易赤字是贸易不公平的证据,而将美国描述为自由贸易的受害者。真正的威胁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保护主义倾向可能会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不管怎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不符合“美国优先”的政策目标。特朗普余下的时间可能并不多,我们应该相信美国选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