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专家文章

胡伟俊:中美贸易摩擦的五重视角

发表于 2018-04-07    来源于:胡伟俊

在笔者看来,要看清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至少需要五重视角,包括美国国内政治,技术变革,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和国际关系。


中美贸易摩擦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产物。一方面,本世纪以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深刻的社会问题,在于财富不平等日趋恶化。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显示,将不平等问题同贸易或是移民挂钩,从而归咎于外国人,对于普罗大众是很有吸引力的。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国精英层的重视甚至焦虑,并做出一系列调整。大到将战略重点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亚太,小到像特朗普的外孙女学中文,都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守成的大国,对于中国崛起的重视。


对于美国的精英而言,即使不认同民粹主义者将不平等同贸易挂钩,但面对中国的崛起,也认同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就包括对中美经贸关系做出调整。换言之,最近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发难,确有其从大众到精英的民意基础,并非特朗普一个人的逆风独行。贸易只是一个抓手,而远非问题的全部。本次贸易摩擦,政治层面的因素要远大于经济层面。因为仅从贸易的角度看,对钢铁征税,会推高下游行业的成本,反而会影响美国的竞争力。从劳动力市场看,美国已经接近充分就业,贸易保护并不会对就业有多少提振。最近税改所导致的总需求扩张,甚至可能导致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但这些并不重要,因为经济考量不是贸易战的出发点。


第二重视角,是技术进步对我们身处的时代所造成的深刻变局。首先,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传统制造业工作更容易从美国外包出去,这的确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原因。其次,过去十年成长最快的美国企业,不是传统的制造类企业像通用电气和IBM,而是互联网企业像谷歌和Facebook。传统企业生产有形的货物,因此天然倾向支持自由贸易。而互联网企业的投入和产出都是无形的,所以它们的核心诉求不是贸易,而是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第三,互联网时代技术更迭的速度,要远远超过传统的制造业经济。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政府对于新经济的全力支持,既使中国成为产生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沃土,也使其在人工智能时代拥有大数据的优势,这就更容易被别人视作一个危险的对手。


类似的变局在历史上也发生过。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进入机器时代,大型的工厂生产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资本取代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纺织厂的生产力大幅提高,要为新增的产品找到销路,新兴的企业家当然支持自由贸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也取代了反对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为了降低企业的成本,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英国于1846年废除了对进口食品征税的谷物法。但是今天的世界,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中无形的部分越来越大。毫不奇怪企业界对于自由贸易的支持也日益下降,同时主流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怀疑之声也越来越大。从来就是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


第三重视角,回到经济层面。从微观也就是国际贸易的角度看,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首先,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庞大的中低成本劳动力,勤劳而且拥有一定教育程度。其次,中国的各种产业链相对完整,而且基础设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第三,中国政府对于招商引资不遗余力。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就像美国的比较优势使之成为全球服务业第一大国一样。这种产业分工的结果就是,中国对美国长期存在货物贸易顺差。这也是为什么,十几年前,美方就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个大问题。当时的看法是人民币被大幅低估,现在攻击中国操纵汇率的声音小多了,但中美贸易却依然不平衡。事实上,给定目前的国际分工,中美货物贸易的不平衡将长期存在。


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服务业缺乏比较优势,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顺差国,也是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国。第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常年位居全球前三,接近三分之一的出口顺差来自外资企业。第三,美国在其海外资产投资的收益率上,要远远超过中国。第四,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像可口可乐,宝洁,苹果,星巴克这样的美国消费品公司在中国市场有着巨大影响,而中国消费品牌在美国市场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所以, 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如果将争端局限在货物贸易上,中国的谈判筹码有限。当然中国可以选择汽车,飞机这样的工业品进行反击,但问题是这样的产品不容易找到替代品。如果转从欧洲进口,就会使欧洲企业如空客的定价权大幅提升。一个更好的办法,也许是将谈判范围扩大,包括金融和医疗在内的服务业开放,取消FDI的强制技术转让和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等。


第四重视角,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因为单从贸易本身来看贸易摩擦,至少是不充分的。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根源在于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将出现贸易逆差。即使通过贸易壁垒降低了和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但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贸易逆差就将上升。从这个视角来看,对于美国而言,即使通过贸易壁垒改变了中美的双边逆差,但其整体逆差不会改变。当然,现实中的情况要复杂的多。一旦中美贸易争端恶化,美国居民面对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可能会转向本国产品,或者减少消费。这的确可能降低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但是以美国居民的福利恶化为代价的。对于中国而言,从宏观视角来看贸易摩擦的意义在于,如果能够提高居民消费,降低储蓄,对外的贸易顺差就会下降。


除了将贸易平衡视作储蓄和投资之差以外,另一种宏观视角将贸易逆差视作资本流动的结果。以美国自身为例,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作为老世界是资本输出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世界是资本输入方,这段时间美国一直存在贸易逆差。但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开始输出资本,贸易账户也变成了顺差。一战之后欧洲一片废墟,以道威斯和杨格为代表的美国银行家将大量资本输入欧洲,美国的贸易顺差也迅速扩大。


回到今天的世界,美国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全世界的储蓄提供安全且流动性高的金融资产。因此,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美国向全世界输出资本,自然的结果就是贸易逆差。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能够不断发展,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上升,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下降,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都会下降。而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只有通过更深入的开放。


第五重视角,跳出经济,来到国际关系的层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关键在于看到,今日世界的大国格局,更像是十九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十九世纪国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取得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但国家间并不存在本质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一点和二十世纪不一样。所以,慎用冷战思维看待今天的中美贸易摩擦。而十九世纪的大国关系最终走向战争,关键在于激进民族主义的上升,以及大国之间的相互猜疑。不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那种认为大国之间冲突不可避免的看法,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预言能够自我实现。


笔者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展望2018:我们身处的趋势,周期和时代》中,谈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三大因素:技术发展,财富分配和新兴大国崛起。这些因素在十九世纪,也曾经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特别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大国关系,并不是非黑即白。既不一定像夫妻关系一样亲密,也不必如冷战般不共戴天,中间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十九世纪的俾斯麦,正是通过外交上的模糊性,为大国博弈创造了空间。而之后的威廉二世,试图把模糊的东西都弄清楚,反而陷入了地缘政治的困境。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也需要从上述五重视角综合考虑。


首先,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中美贸易被当作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替罪羊。而对于中方而言,则需要跳出货物贸易来谈贸易摩擦。像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不论是市值,影响力还是话语权都越来越大。而美国的金融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才刚刚开始。相比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它们将是中美关系潜在的重要支持者,这就需要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让它们在中国更多的开展业务,使其同中国的利益更加绑定。


第二,以贸易摩擦为契机,推动进一步的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一方面,这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强化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支持者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平衡货物贸易的顺差。同时,也要看到原来那种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是时候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和光伏补贴之类的政策。事实上,即使放弃这些政策,中国仍有其独有的内生增长动力。特别是庞大的人口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是绝大多数国家无法模仿的比较优势,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更是如此。


第三,中国的高储蓄率,既是贸易顺差,又是高杠杆的背后推手,而高储蓄率背后又是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这些问题,笔者在今年早先的一篇长文《理解去杠杆》中曾经讨论过。换言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一系列问题,根源都在于经济的深层结构,而这些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


第四,中美关系,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的贸易摩擦,也需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守成大国需要尊重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新兴大国也需要正视历史形成的力量平衡,通过两者之间,以及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互动,最终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不论对于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问题,往往需要从政治经济到时代特征的通盘考虑,单一层面的考虑往往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