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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雾霾是对普通中国人一次非常大的环境启蒙

发表于 2018-11-05    来源于: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鲁政委在接受《陆家嘴》采访时表示,雾霾是对普通的中国人一次非常大的环境启蒙。以下为他的主要观点:


  • “其实过去中国的水和土的污染都已经很严重,但是这些不借助专业的仪器你看不到,但是雾霾不用你告诉我,我一睁眼睛就知道了。”
  • "朋友圈晒的是国外的蓝天白云,这本身说明了人们对于美好环境的向往和需求已经非常迫切。
  • 一个好的环境,关系到我们将来的养老问题如何应对,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 “治理雾霾在商业上已经可持续了,因为大家愿意为它掏钱了。”
  • “现在中国的收入水平就处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对于中国绿色金融和环境意识的崛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责任投资理念和绿色的理念,都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
  • ”可以确定地说,人类社会是从一个高污染的状态向低污染的更环保的方向转型,这其实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总有一天人人都是要走到更环保的状态,如果现在在能做得很环保的同时还能盈利,这样的项目肯定比那些污染的项目更安全。”


鲁政委是国内市场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唯一的“绿色首席”。兴业银行是中国首家赤道银行,作为兴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除了对宏观经济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外,鲁政委对绿色金融议题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长期跟踪和研究绿色金融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机制且硕果累累,他牵头撰写的专著《绿色金融:链接绿色发展的现实与愿景》也即将出版。


2016年之后,乘着杭州G20会议的东风,我国各种绿色金融产品特别是绿色债券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2017年,我国已经变成全球最大的绿债发行国之一,发行规模占全球的20%-30%。截至2017年末,我国整个绿色金融的融资余额在9万亿左右,其中95%是绿色信贷。

 

鲁政委近日在接受《陆家嘴》杂志专访时表示,恰当的制度安排,能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他认为当前发展绿色信贷的措施约束的多,激励的少,为此他提出两个建议:第一降低绿色融资的风险权重,第二让绿色的债权受偿权优先,以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地开展绿色金融业务。


绿色金融缘何兴起


《陆家嘴》:最近两年,绿色金融在国内发展迅猛,许多金融机构也都纷纷涉足绿色金融。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对绿色金融就特别重视?


鲁政委:雾霾,它是对普通的中国人一次非常大的环境启蒙。其实过去中国的水和土的污染都已经很严重,但是这些不借助专业的仪器你看不到,但是雾霾不用你告诉我,我一睁眼睛就知道了。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口开始老龄化,延迟退休的前提是还要有生产能力。现在很多人,到55岁就需要别人照顾了,你让他延迟退休,他根本干不了活。健康从哪里来?健康首先与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关,很大的程度跟环境也有关系。这是中国转型过程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应对我们将来的养老问题。


此外,大家都说我们要由外延型的增长转向内涵性的增长,但内涵增长就是要依靠科技,科技的载体是人力资本的发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其实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流失。


所以你看到几年前放假了大家在朋友圈晒的是国外的蓝天白云,这本身说明了人们对于美好环境的向往和需求已经非常迫切。


你如果站在马路边,每过来一个人你就问他:如果你每个月掏一块钱出来,用于治理雾霾,钱去哪里都可以查得到,怎么花你都可以查得到,你愿意吗?我相信你100个人里面100个人都愿意。这就表明治理雾霾在商业上已经可持续了,因为大家愿意为它掏钱了。


《陆家嘴》:展望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你觉得未来是速度会放缓还是会加速?


鲁政委:在大的趋势上,我觉得中国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势不可挡。为什么在最近几年绿色金融才被重视,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就有了这样的需求。


仓廪实而知礼节,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美国最早的绿色运动来自于梭罗的《瓦尔登湖》。瓦尔登湖实际上是梭罗独居的一个地方,这类似于我们的“悠然见南山”。《瓦尔登湖》既是一部文学着作,又是一部哲学着作,它直接诱发了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就是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所以大家公认为瓦尔登湖是绿色环保运动的源头之一。


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恰恰处在美国1964年的水平,上海大概处在美国1983年的收入水平,美国在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


美国1964年卡逊《寂静的春天》发表,卡逊是海洋生物学家。当时杀虫剂DDT被广泛运用在农业,发明DDT的化学家还被授予了诺奖。可是卡逊在监测生物的过程中突然发现DDT容易在动物比如鱼类和人体体内残留,甚至在他们后代的身体里还能监测到。于是他就写文章去全方位揭示化学农业尤其是DDT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寂静的春天》也是一部文学著作,你能想象有一天没有鸟叫,因为你把都杀死了吗?


现在中国的收入水平就处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对于中国绿色金融和环境意识的崛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责任投资理念和绿色的理念,都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方崛起的。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上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增长的极限》,这本书讲如果人类继续这样耗费资源,到一定的程度资源就没了,发展不上去了,反过来呼吁你要节能减排,要保护环境。

 

绿色金融的白马寺


《陆家嘴》:兴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一直处于领跑地位。2008年,兴业银行成为中国首家接纳赤道原则的银行。但是大家对赤道原则还是比较陌生,首先请介绍一下赤道原则的来龙去脉。


鲁政委2003年,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全球十家银行在英国格林威治宣布成立自律的组织,要求在银行给项目贷款过程当中,关注贷款对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它产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一批比较典型的污染事件。比如伦敦的物流问题、洛杉矶的空气污染问题,还有日本的水污染问题。1978年,拉夫运河(The Love Canal)事件催生了超级基金法案,该法案规定金融机构如果给企业贷款造成了环境污染,金融机构要负连带无限责任。


拉夫运河事件是轰动美国的污染事件。1942年美国一家化学公司买了一条长一千米的废弃运河用来填埋工业废物,1953年这条运河填埋覆盖后被转赠给当地的教育部门。纽约市政府随后在这片土地上陆续开发了房地产,盖起了住宅和一所学校。1977年这里的居民开始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病,比如说婴儿流产,儿童夭折、畸形、癫痫、直肠出血,地面上开始渗出黑色的液体。在居民的抗争下,政府开始介入清理污染物。拉夫运河的事件催生了后来的超级基金法案。


金融机构切实地意识到,如果不注重环境,自己的风险会非常大,一个是声誉风险,第二还可能面对真实的信用风险。如果企业成为被告,企业要恢复环境,可能把企业搞垮,银行还要追加资金来治理环境,这是真实的信用风险。与其这样,大家还不如共同行动起来,组成一个自律的组织,如果不协调一致性,大家担心出现“囚徒困境”。这就是赤道原则最初的产生原因。赤道原则最初叫格林威治原则,后来觉得格林威治是在英国,给人一种西方标准的错觉,为了能够代表全球的整体利益,就改成赤道原则,代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未来。兴业银行在2008年成为中国的首家赤道银行,即接纳赤道原则。


《陆家嘴》:接受了赤道原则,意味着你们在发放所有贷款的时候,都要关注贷款对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吗?


鲁政委:是按照项目来判断,一个企业可能会做很多项目,所有的项目都要去做这样的甄别。国外对于绿色贷款是根据项目来区分的,它不是按主体,但是我国仍然是按主体来确定的。主体是不是绿色,有时候没有项目判断起来那么清楚。


《陆家嘴》:兴业银行从2006年开始探索绿色金融,10多年来兴业银行在绿色金融的业务开展方面有哪些贡献?


鲁政委:我们行在中国的绿色金融上有两个非常突出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在国内率先成为了赤道银行。在2003年赤道原则成立的这一年,IFC成为了兴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它把赤道原则的理念带到了兴业银行。兴业银行第一笔能效贷款是2006年在广州落地的。当时兴业银行还没有加入赤道银行。我们是先开展业务,在业务当中衡量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2008年才加入赤道银行。这一笔能效贷款后来成为IFC向中国所有的机构绿色融资进行项目援助的一个典范。


这个项目非常经典,目的是为了减少货运卡车尾气的排放。当时最初的想法是,IFC提供一笔援助贷款,利率相对比较低,直接贷款给卡车公司。最后讨论的方案是把IFC的这笔钱作为风险准备金,在兴业银行尽职免责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不良,就拿这笔资金去分担部分损失,如果没有出现不良,就不要动这笔钱。后来这笔钱就一直没动,最后没有出现不良,所以它极大地放大了这一笔钱的杠杆,扩大了它的效果,放大了它在节能环保方面的效益。


兴业的很多实践事实上成为了IFC的典范样本。我们做得最早,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兴业银行是中国绿色金融的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赤道原则的思想是从西方来的,传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兴业银行。


第二个比较重大的贡献是,兴业银行做得最早并且能够一直坚持下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完善。从最初摸索着做项目,2008年加入赤道银行,2009年成立可持续金融中心,后改名为绿色金融部,再到后来在主要的分行开始建立绿色金融部。现在全行上下有200多人在做绿色金融。这恐怕是中国最大的绿色金融业务队伍。截至20189月末,我们已经累计为16000家企业提供了绿色融资16000亿元,余额8000亿元。


《陆家嘴》:除了兴业银行,现在国内有多少家银行采纳赤道原则?


鲁政委:目前国内采纳赤道原则的银行还比较有限,内地仅有2家,台湾地区还有2家,中国总共只有4家。尽管采纳的机构不多,但是它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在信贷业务中考量环保的因素,目前已经被国内很多银行所采纳,不管是否宣布采纳了赤道原则,应该说赤道原则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存在的。


兴业银行在2006年开始探索绿色金融,我们在这条路上孤独地走了十多年,但是终于绿色金融从过去的春风不相识,一直走到现在的芳草碧连天。现在大家都来做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因为赤道原则的核心精神就是银行同业之间分享共赢。我们愿意继续秉持赤道原则的精神,加强同业合作,向同业传递我们的经验,帮助大家一同更好的发展。


制度创新促绿色金融持续发展


《陆家嘴》:你曾经提到,要使我国绿色金融继续健康发展,制度创新必须成为下一阶段的重中之重。关于制度创新,你有哪些建议?


鲁政委:第一就是要降低绿色融资的风险权重。第二,让绿色的债权受偿权优先,企业如果破产清算了,绿色债权应该先得到偿付。


如果权重下降了,需要对应的资本金就更少了,就使得金融机构更有动力发展绿色业务。从商业的内在逻辑它是一致的,因为绿色的项目恰恰因为有正外部性,导致有一部分好处项目本身不一定能拿得到,它的收益会比正常没有外部性的项目要更低。


如果要让商业银行去支持它,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就是资本回报,既然有一部分该它得到的好处跑到整个社会上了,那就要通过一些方式补上,财政补贴难以为继,把风险权重调下来就相当于把它的ROE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陆家嘴》:降低绿色融资的风险权重,隐含的前提是绿色融资的风险更低。如果它的风险不是更低,那降低风险权重还合适吗?


鲁政委:从国际上来讲,绿色的项目是不是风险更低,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认为绿色的项目短期风险不一定更低,有的认为更低,但是有一点大家都是没有争议的,就是从跨周期的或中长期的角度,绿色的回报更好,绿色的风险更低。


可以确定地说,人类社会是从一个高污染的状态向低污染的更环保的方向转型,这其实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总有一天人人都是要走到更环保的状态,如果现在在能做得很环保的同时还能盈利,这样的项目肯定比那些污染的项目更安全。虽然短期环保标准更高,盈利不一定能跑得赢别人,但是在长期那些对自己要求低的将会消失。所以从跨期的角度,绿色的是更安全的。


在股票市场上,国内国外都有比较有效的经验证明,ESG评分比较高,也就是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更注重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企业,放眼更长的时间比如说至少是三年,显著跑赢普通的企业。这就表明确实绿色的企业,它是更好的更安全的。


从中国的绿色贷款来讲,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绿色信贷的不良率大概只有0.4%左右,大大低于银行业1.7%的不良率。绿色信贷的不良率只有全行业贷款不良率的约1/4。如果贷款的风险权重是100%,那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可以调到25%


《陆家嘴》:也许是因为我们绿色信贷规模还太小,或者标准执行得严格,所以不良率才会比较低。如果规模做大了,不良率可能就没有这么低了。


鲁政委:不排除这种可能,于是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就提了第二个建议,能不能让绿色的债权受偿权优先,它就相当于一个资产证券化,ABS现在在巴塞尔协议当中风险权重更低,优先档的确风险是更低的。


这两个建议是非常关键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像我们是自上而下主动来推绿色金融,现在所有的发展绿色信贷的措施,基本上都是约束的多,激励的少,添麻烦的事多,带来好处的事少,而给你带来的好处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


比如绿债的投资对象受到了限制,只能投到绿色的项目上。投资标的受限,限制了绿债的收益率,可是绿债的发行成本一点都不比其他低,所以大家又把绿债叫作“情怀债”。绿债还面临额外的风险,要定期披露资金的投向,确认资金是否真的利用到绿色项目上。绿债唯一的好处就是有可能获得财政补贴,可是国家对于绿色的很多补贴拖欠严重。所以对绿色金融要增加激励,不能光增加约束,这样会导致绿色金融发展不起来。


《陆家嘴》: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这三个口的绿色信贷标准都不完全一样。标准不统一有没有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绊脚石?


鲁政委:国内这三个绿债的标准要统一,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这三个口的绿色信贷标准都不完全一样,比如理论上绿色贷款把它资产证券化了发出来,资产证券化本质上也是一种债,但是它跟绿债的标准又对不上。


中国的绿债标准跟国际上的绿债标准也不一样,国际上也有绿债,国际上有两个自律组织,一个是气候债券组织,还有一个叫绿色债券组织,气候债券只关注碳的问题,绿色债券定义要广一点。比如最典型的争议就是按照气候债券组织来说,所有的化石能源都要排除,因为所有的化石能源燃烧都有碳。中国主要的能源还是煤,60%多的能源都是靠煤供应的,所以我们国家是把煤炭的清洁利用,也算作是绿色。


我们对绿色的定义,要么是“绿”要么就是“非绿”,其实应该像卡路里一样中间是连续的,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可通约变量。如果哪一天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这样的研究成果,做到每一项经济活动都能够有一个可通约的“绿值”,那么,对绿色的激励措施就会更加精准到位。就像我们目前的减肥,减肥主要是控制每天食物卡路里的摄入量,而现在每一种食品,不管是肉,还是蔬菜、米饭、饮料等等,都有对应的卡路里值,只要把卡路里控制好了,最终就可以达到减肥的目标。


其实,在全球气候的应对上,国际上已经采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可通约变量“碳”来衡量大气角度的绿色程度。各类经济活动,从开车到骑自行车到走路到种树到开工厂等等,都有对应的碳排放水平或者碳中和水平,所以,在碳减排上就有了比较精细的刻划,由此才使得当年《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国际碳交易变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