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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把兴趣爱好变成工作是一种快乐

发表于 2018-11-06    来源于:徐高

/王芬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杂志


经济学界有个笑言:99 个经济学家,会有 100 种不同的言论。那么,究竟如何分辨这些不


同言论?到底如何评价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称职?


笔者采访过不少首席经济学家,每个人都自己的标准答案。但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无疑是最称职的经济学家之一。即使身处聚光灯下,他依然保持专注,踏踏实实做研究,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在众说纷纭的经济讨论中,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做最真实的自己。


作为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徐高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强调,称职的首席经济学家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言之有理,发表的任何观点都要有逻辑和论据的支撑;二是所讲的逻辑要能够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从而所给出的各种见解都是逻辑融洽的,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三是不管讲的题目再艰深,也必须要用平实的语言解析观点,让普通人也能听得懂。


在此次的专访过程中,语速达到 200 / 分钟的徐高,总是用辩证法分析记者提出的问题,给出的答案也总是令人耳目一新,但又都有理有据,其思维之敏捷、逻辑之严密可见一斑。


走经济学这条道路,徐高实则是半路出家。从一名工科生到凤毛麟角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成功可以复制吗?


做自己喜欢的事更容易成功


读博之前,徐高在西南交通大学先后取得了工科本科及硕士学位。虽然身处几乎与经济学毫无关联的工科学科,徐高因为自己对经济学的热爱而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虽然是半路出家学经济,徐高还是幸运地一考就考进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自从进入北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开始,徐高的道路走得相当顺利。


在北大攻读博士的时候,徐高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习,担任兼职经济学家。而后他又历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瑞银证券高级经济学家。2011 年,徐高加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先任首席宏观分析师,后来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现在,徐高是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因为专业转换的原因,徐高博


士阶段毕业得比大多数人要晚。但在工作后,徐高却成长得比较快,在较年青的时候就成为了首席经济学家。回顾自己的成长路径,徐高认为自己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在每一个阶段都非常用心,把经手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这一方面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给自己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从而让职业道路越走越顺。


同时,徐高也明确表示自己的成功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别人完全可以复制。“从求学到后来参加工作,在我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不能复制的地方。而且现在的年青人拥有比我当初更好的条件,理应更容易做出成绩来。”但徐高提醒后来人,一定要在人生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要总是试图找捷径。在学校学习时就要多选课,尽可能考高分;实习时就尽可能把工作做到最好;工作时则尽量给自己加担子。


除此之外,徐高还建议年青人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找到自己的爱好所在。“我个人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经济研究。我把兴趣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因此工作本身就是效用的来源。而工作所带来的收入增加、职业上升、及知名度扩展对我来说都是额外‘赚’的。而且这些附加值带来的幸福感还远远比不上研究这件事情带来的更强烈。”


徐高认为,能否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即使没有太高的报酬,自己也会有很强的动力去把它做好。而如果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个事情就只是自己达成其他目标的手段,因而就不会投入太多。长期累积下来,这两种态度所产生的绩效差异将是巨大的。”


在徐高看来,现在的人力市场相当有效,对每个人的定价都是比较准确。当一个人工作了十几年之后,决定其成就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其个人的付出。而其他诸如运气、机遇这样东西在拉长时间后都变得没那么重要。所以,年青人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选自己喜欢的。只有喜欢,才会全心全意地付出。而有付出才能获得市场给予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功的关键是能否找到自己内心的归属,找到那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言及至此,徐高对年青人的大学学习也提出了忠告。徐高认为大学教育需要与现实有一定的脱节,但也不能完全脱节。


徐高提到,在大学里需要学一些与现实不直接相关的“无用之学”,因为这些看似没用的知识往往是塑造和提升一个人整体水平的关键。


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类的课程能够熏陶自己,提升自己的品味。而这些东西在工作后恐怕是没有时间与精力去系统学习了。又比如,经济研究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而现代经济理论往往以非常抽象的数学形式呈现出来。同学们初学时往往会觉得它们与现实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如果真的把这些理论学会并融会贯通后,会发现它们其实提供了认识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这些非常有用却又艰深的理论,一个人如果在大学没有学好,工作之后是不太可能再有精力去回炉学习的。


因此,大学学习时留下的欠缺在后来的一生中都很难弥补。所以,大学学习不需要太看重现实,而需要花功夫在这些看似直接无用,却其实却非常重要的东西的学习上。


“不过,大学教育虽然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但也不能与后者完全脱节。”徐高解释说,以经济学这样的应用学科为例,在大学的后期还是需要与现实发生联系。


如果不跟现实接轨,会带来两个不好的后果:一是学生看不见所学东西在现实中的应用,误认为所学的知识没有用,因而欠缺深入学习的动力;二是学生难以为以后步入职场做好准备,使得参加工作后很难适应,带来很高的转换成本。


徐高建议,大学生在大学前期要主要以学习为主,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再去实习,以便增强对现实的理解。研究生也是一样的。但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不可本末倒置。大学阶段的扎实学习会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执教的老师,徐高对年青人的建议相当中肯。结合他自身的经历,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后,徐高就《首席经济学家》杂志提出的有关市场的问题做了精彩回答。


《首席经济学家》:能否用预测准确率来衡量一位首席经济学家是否称职?您认为首席经济学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徐高:展望未来是经济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自然,预测准确率是衡量首席经济学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不过,如果仅看重预测准确率也是非常片面的。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曾经撰文论述过,经济预测做得好的必要条件是预测调整服从随机游走,即预测的调整完全随机。这是因为一个经济预测如果是基于当前所有可获取的信息而做出的,那么这个预测只会因为未来出现的未被现在预期到的新信息而改变。而这样未被预期到的新信息一定是随机到来的,否则它就是可悲预期的。所以一个充分运用了信息而做出的预测一定会因为新信息的到来而随机地调整。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预测做得很差。但从经济道理来说,这种随机调整的性质恰恰是预测做得好的必要条件。


此外,好的预测还有自我打败的倾向。这是因为经济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而人会根据预期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在现实中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是你预判了什么,什么就不会发生。比如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某个风险,而且这个观点被政府所采信。那么政策就会相应调整来将风险消弭于未然。于是,恰恰是因为对风险的预判非常准确,这个风险才最后没有变成现实。


又比如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市场会因为某件事情的发生而下跌。如果这个经济学家的预测被大家所相信,市场就会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就预先做反应,预先下跌。这样,等到那件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市场可能反而不跌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批评这位经济学家预测失误了吗?显然不是,恰恰是他精确的预测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让市场提前对事件做出了反应。


所以,预测准确性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发表的观点是不是有严密的逻辑论证、有充分的证据支撑,道理是不是说透了,能否给人来启发?这些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地方,也是首席经济学家应该对自己提出高标准的地方。


《首席经济学家》:在客户、同行及社会三者当中,您认为首席经济学家得到谁的认可更重要?


徐高:作为首席经济学家,面向客户和大众是工作的一部分。首席经济学家需要赢得客户和大众的认可,从而为所在的机构创造收入,并提升机构的影响力。不过,客户和大众的认可固然重要,来自同行的认可更为珍贵。因为同行的经济学家比客户和大众更为专业,更能够从专业角度来评价研究质量。首席经济学家本就处在市场聚光灯下,相比其他岗位会天然地得到来自各方的更多关注。但如果把来自客户和大众的关注做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就容易让自己的研究去迎合客户和大众的胃口,从而让研究失去冷静和客观。作为研究经济的专业人士,首席经济学家理应用其客观独立的研究来启发大众。如果尽挑大众想听的讲,研究肯定会走偏。


《首席经济学家》:作为一名首席经济学家,其发表的观点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机构?


徐高:首席经济学家发表的观点必然代表着他所在的机构。可以说,机构对首席经济学的任命就是在机构在为首席经济学家背书。但另一方面,机构又需要首席经济学家代表自己在各个场合发声,以提升机构的知名度,扩展机构的影响力。所以首席经济学家在发声的时候需要慎重,需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所在机构的形象。


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按照机构内部的合理分工,首席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研究成果来服务机构的决策,而不能反过来让机构来告诉首席经济学家该如何发表观点。所以,首席经济学家发表的都是自己的观点。只不过,个人观点会因为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位而与所在机构的形象联系起来。


所以,首席经济学更需要做好自己的研究,通过自己扎实的研究来帮机构树立起一个值得信赖的形象。


《首席经济学家》:买方机构与卖方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有没有区别?


徐高:我之前在光大证券做首席经济学家,属于卖方机构;现在则是在属于买方的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做首席经济学家。虽然都叫首席经济学,但在买方与卖方做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买方机构是直接投资的,最看重投资业绩。因此,买方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首先要为公司内部的投资服务,所做的判断要有前瞻性,能直接指导投资。所以,买方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发表观点时需要紧跟市场,给出有实战意义的明确结论。同时还要对之前的判断进行持续的跟踪和回溯,弄清自己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从过去的正确和错误中学习,提升自己未来判断的准确率。


而对卖方机构来说,获得客户的认可更重要。因此,卖方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市场知名度作为自己追求的一个目标。为此,卖方的首席经济学家需要多在市场上发声,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在发表观点时,也会较多地考虑自己的观点和逻辑是否有启发性,是否让人眼前一亮从而被人记住。而对观点的准确度和实战性,卖方的首席不会像买方的首席那么在乎。


不过,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的首席,都是从事经济分析工作的专业人员,都需要扎实的研究来支撑自己的判断。只不过因为所在机构性质的差异,在工作时各有侧重罢了。


《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宏观分析师和首席经济学家有哪些区别?


徐高:一般人可能很容易把二者混为一谈,但其实这两个职位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一般来说,首席宏观分析师只有证券公司才有,是证券公司研究所的一员,主要任务是和研究所其他研究员一起服务证券公司的客户。而首席经济学家一般都是金融机构任命的,代表着机构的形象。首席经济学家除了服务机构的重要客户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帮助机构在市场上树立形象,提升机构在各个领域的知名度。因为定位不同,两者做研究的导向会有差别。


首席宏观分析师主要面向证券公司的机构客户,研究内容相对单一,更多是研判未来经济和市场的走向,回答“会怎么样”的问题。而首席经济学家的受众面更广,除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外,还要向社会大众发声,以提升公司的社会影响力。此外,首席经济学家有时还需要与政府对话,参与到政策辩论中。因此,首席经济学家除了要回答“会怎么样”之外,有时还需要思考“应该怎么样”,以政策建议者的身份为宏观金融政策建言献策。


由于有这样不同的定位,首席经济学家的影响力通常会大过首席宏观分析师。自然,机构在任命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也会更慎重。


《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宏观分析师观点不一致,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徐高:有些机构可能同时设置了首席经济学家和首席宏观分析师。这二者间出现不一致的观点并不是太大的事情。只要两人都有理有据,那就完全可以允许这种不一致的存在。


资本市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地方。一个人可以压制别人的观点,让自己的声音更突出。但那没有用,因为市场会最终评判各种观点的对错。如果一个人连与自己相异的观点都容忍不了,他一定会被市场淘汰。


此外,我们其实需要观点的碰撞来发现真知。在与高水平的对手辩论的时候,自己往往能得到最快的提升。所以,首席经济学家也好,首席宏观分析师也罢,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与自己相异的观点。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就不配做首席。


《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是不是职业的天花板?


徐高:对经济研究者来说,首席经济学家就是金融机构内部职业发展路径的终点。当然,如果愿意承担管理责任,首席经济学家还可以转向公司的管理岗位,获得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即使只愿意做研究,做到了首席经济学家也不意味着碰到了职业天花板。事实上,做到了首席经济学家之后,职业发展更广阔的路径才刚刚展开,未来还有广阔的可能性有待发掘。


首先,首席经济学家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机构参与市场竞争,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提升所在机构的知名度,为机构业务的开展提供助力。这意味着在首席经济学家的岗位上,一个人能够为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通过自己的工作为给机构带来了正面影响,会给个人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其次,首席经济学家还可以参与到政策的公开讨论中,影响宏观政策的制定。首席经济学家们是政府各部委经济形势分析会的常客。不少首席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观点提供给给决策者们参考。当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帮助,进而影响到千千万万国民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非常巨大的。


最后,作为市场里面的经济研究者,首席经济学家往往比较务实,也对现实世界有更准确的把握。把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升华成理论,并教授给学生们时,所获得的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作为一名首席经济学家,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所以不要说碰到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我连天花板在哪都还没看见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