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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陈达飞:从萨伊到熊彼特:再谈供给侧

发表于 2019-07-15    来源于:邵宇

来源:FT中文网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时下中国,经济改革领域,只要被冠之“供给侧”之名,便有种高大上的感觉。


在经济学理论中,一谈到“供给侧”,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提出“萨伊定律”(Say’s Law——“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政治经济学概论》,p. 152——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由于生产即供给,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将其诠释称供给创造需求,而后便一直沿用至今。


萨伊生活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1803年,他出版了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除绪论外,全书分3个部分,分别阐述了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他将自己视为亚当斯密理论的解释者,而且认为斯密的理论经过他的解释而变得更加系统化。


萨伊的经济理论是其政治或政策主张的武器。众所周知,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其基本主张是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行为人的经济行为。萨伊继承了斯密的衣钵,肯定了只有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条件下,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才能发挥其最大生产力。在讨论影响生产的各种因素时,萨伊着重反对拿破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干预本身就是坏事”,“利己主义是最好的教师”,这就像斯密关于面包师、屠夫和酿酒师中所表达的一样。稍作延伸,便知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人们在自利心的驱使下,会自发组织生产,而生产本身会创造需求,从而不会出现普遍过剩的现象。这样一来,政府也就没有了干预经济的现实基础了。换成现在的流行说法,就是政府没必要进行逆周期调节(lean against the wind)。


在萨伊的逻辑里,货币被视为“价值转移的手段”。对于有些人将产品过剩归因为货币短缺的说法,萨伊认为是错误的,是庸俗的。从而,任何商品能否被销售出去,关键不在于转移的中间过程,而在于转移的终点,即其他产品。所以,萨伊的结论就变为:“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现在看来,萨伊的论述,即便能说是逻辑自洽的,但由于其抽离了现实中的诸多元素,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也是不够的,比如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发生,就至少部分宣告了萨伊定律的破产。这是因为,货币远不止发挥交易媒介这一种职能,还有价值储藏等。即使货币不能解释所有的生产过剩行为,但至少在凯恩斯所描述的流动性陷阱中,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流动性陷阱出现时,货币需求变得极具弹性,这时,作为交换媒介职能的货币是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当萨伊原本以为的只是交换媒介的货币转而变成了价值储藏形式,也就是价值转移手段出了问题的时候,生产出现了过剩,需求显得严重不足。


我们并不想过多阐述萨伊理论的对错,及其逻辑的缺陷,而是想以其对于供给和需求关系的表述和论证作为出发点,或者参照物,来思考当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萨伊想表达的是,需求的不足源自生产,即供给能力的缺失。如果转换成因果关系来表述,应该是:因为政府干预,所以供给不足,又因为供给不足,所以需求不足。因果链条中,供给是短板,所以,让市场发挥作用,提升供给能力,自然也会创造需求,这是萨伊对经济现实的理解和对该现实的实然描述,从而得到一种应该注重供给侧的应然表达。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与萨伊定律的政策内涵是一致的。


就笔者的理解,时下中国,萨伊定律并未过时,但它的时代内涵更加丰富了。


一方面,我们依然可以说,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想通过制度上的调整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改革,释放各种要素的生产力,如户籍制度改革针对的是劳动力,土地制度改革针对是土地、金融制度改革对应的是资本。无论那种要素,所有者都是自然人(当然不能忽视政府),无论他(她)凭借何种要素获得收入,最终都会形成需求。从而,我们依然可以说,供给创造需求。


但是另一方面,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发展,整体而言,中国并不存在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反而是存在产能过剩(既有总量,也有结构)的问题,所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任务之一,便是要去产能。这个时候,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因果关系与萨伊定律正好相反,是因为需求不足,才导致了生产过剩。所以,需要用供给侧改革来反哺需求,带动需求。当然,这也是在创造需求。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凭借任何一种要素获得的收入,都会转换成需求,但“转换率”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财富收入。那么,在收入分化和财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也是要打折扣的。而且,在一个越来越依靠知识、技术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分化可能会更加明显。


一个可以参考的对象即美国。“华尔街+硅谷模式,即华尔街的资本和硅谷的科技创新的结合,可以看作是美国引领科技创新的核心模式。科技进步实现了效率的提升和对劳动的替代,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农民和蓝领工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工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可以想象,中国推动的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蓝图,就是再造中国版的华尔街+硅谷模式,知识、资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将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那么,体力劳动者的位置在哪里,谁来管2.15亿农业劳动力和2.82亿进城务工的农名工?他们不太可能成为华尔街+硅谷模式的受益者,反而更可能是受害者(机器对人力的替代)。但是,如前文所述,供给侧改革可以反哺需求。那么,关键问题是,如何反哺?我们认为,方向已经明确了,那就是将抑制体力劳动者获取合理的、非歧视性报酬,和压制其消费能力的制度性因素消除,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和住房制度等。与此同时,消除其他要素获取不合理报酬的制度,如打破行业壁垒和资源垄断,以及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等。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而驱动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经济突破平庸的“循环流转”过程的“基本力量”。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供给侧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创新驱动的。但是,若需求才是经济的短板,那供给只有在反作用于需求的时候,才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