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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自强:化解经济复苏的新瓶颈

发表于 2020-04-16    来源于:邢自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邢自强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大摩复工指数显示,中国工业产能大致正常化,复苏瓶颈从供给侧转移至需求端:全球疫情第二波之忧,延缓了国内消费行为复苏;而欧美经济停摆或超时,外需冲击更甚于2008年。当前潜在失业或超过劳动者的10%,此外存在着相当规模的非充分就业。尽管跟1990年代末相比,当前的严峻就业压力更偏短期摩擦性,但亟需大规模纾困举措,反哺企业和个人共度难关,避免摩擦性失业转为结构性。


鉴于疫情带来的冲击变幻莫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秉承了两个工具和一个框架。两个工具是疫情预测模型和大数据跟踪。利用这两项工具,结合全球消费受“大封锁”压制、海外供应链因停产脱臼的双重冲击框架,可以构建各国的复工复产指数,刻画经济衰退到复苏的图谱。基本可以断言,本轮全球新冠肺炎大衰退(Great COVID-19 RecessionGCR),是全球自1929-33年大萧条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经济冲击,海外疫情此起彼伏难见顶,欧美经济停摆延期或超时,对中国外需冲击的深度更甚于2008年金融危机。


外需受到的冲击更甚于2008


疫情形势此起彼伏,新冠病毒的解药——疫苗或者特效药取得突破的时点尚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只能靠强有力的隔离措施来遏制,代价则是经济活动严重停摆。


大摩的全球医疗团队认为,欧美主要经济体的疫情仍未见顶,美国确诊病例的攀升曲线陡峭,发展轨迹或许比意大利更严重,其总确诊人数或许要到5月底至6月初才会逐渐见顶受控,峰值高达140万人。但到达峰顶之后的趋势好转,则是一个慢下坡,这也意味着,目前的社交疏离等遏制政策到430日仍难以解封,经济停摆时长或因此延长。至于彻底缓解局面的疫苗,则有可能到明年才能广泛使用,因此,复工复产之路将是坎坷艰难。欧洲各国的情况类似,疫情受控的时点普遍在5月份及以后。亚洲此前一些疫情缓解的东亚经济体,也面临疫情第二波反弹压力。


鉴于此,本轮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突出的特点是冲击来得快,下跌时呈现深V型。大摩预计,美国经济在2季度年化萎缩近40%,欧洲经济的萎缩幅度也超过30%。仅仅在单个季度所造成的全球经济总损失,已经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四个季度累计造成的总损失。并且,由于三季度之前疫情能否受控并无把握,下半年的复苏力度也高度不确定,难以是V型。从经济总量上看,则是U型恢复,欧美可能需要接近两年才回到此前的生产总值水平。


外需持续疲软,势必将给中国出口和就业带来二次冲击。依据历史上出口对全球经济的弹性,笔者估计,今年中国出口增速可能被下拉20个百分点,加上对于就业和收入的传导效应,拖累GDP增速3个百分点。出口在2季度的冲击将尤为明显,因海外各国的隔离措施在三月中下旬先后依次升级,中国对其出口增速将依次显著放缓。


内需遇阻,消费者行为复苏有待时日


再回看中国经济。通过大数据跟踪,笔者刻画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三个月的中国经济图谱。由于疫情先发且管控得力,中国经济率先复工复产,有望走出一季度的最低谷;但服务和消费复苏滞后,且路径更为坎坷。随着复工推进,经济复苏的瓶颈逐渐从初期的供给侧转移至需求侧,尤其是外需大幅走弱行将对生产端和就业产生二次冲击。内需中的消费需求,受到保持社交疏离以防范疫情第二波,以及隐性失业削弱收入的双重压制。有鉴于此,政府亟需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通过日度追踪电煤消耗量、空气污染指数、交通拥堵指数、人员迁徙情况,结合大摩各个行业小组进行的公司调研,笔者发现,过去一个半月的工业复工进展斐然,工业产能从2月底仅仅相当于正常时期的40%,恢复到3月底的90%以上。然而,新冠疫情的冲击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挑战从生产端转向了需求端:过去两周,电煤消耗量停滞在春节前的80%左右,继续改善的步伐似乎受阻,原因很可能是海外疫情持续恶化导致的外需走弱,制造业丢失出口订单的报道近来频现报端。


与此同时,消费和服务业的复苏还取决于公共卫生政策和消费者行为模式转变,而非传统的经济刺激。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殊之处。为了更紧密地追踪消费复苏脉搏,从3月中旬开始,笔者与大摩的大数据调研团队合作,每周进行一次2000多名消费者的样本调查,并与众行业分析师配合,进行了新一轮服务业渠道调研。


调研的初步结果印证,大多数服务行业的供给复苏远快于需求复苏。在供给侧,3月底包括酒店、出行、餐馆、商场、零售等服务场所,开店运营率已达正常水平的80%4月底有望达到90%6月将大致恢复至常态。分项来看,当前,不需要高度人群聚集的服务业如建筑业(资本密集型)、房地产和汽车销售、购物中心、旅馆、外卖等行业的供给已接近正常水平;相反,需要人员聚集或密切接触的行业供给仍远不及正常水平,如影院(依然根据公共卫生要求关闭)、线下教育(0%)、旅游(25%)、美容院等店内服务(60-70%)等。


更重要的是,消费和服务的需求侧复苏更举步维艰,至3月底仅恢复到正常水平的50-55%,而完全恢复正常或许要延迟至三季度。尤为突出的是,城际交通仍有限,旅行和旅馆需求仅达到正常水平的30-40%;受限于持续的消费者社交隔离和公共卫生要求,餐饮和店内服务的需求也处于低位(正常水平的30-50%)。最新的周度消费者调研也显示,尽管外出就餐和逛商场意愿已从底部爬升,但仍处于低位,且可选消费(奢侈品、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意向被大幅延迟。


政策重点应是稳就业和纾困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季度的供给冲击之后,虽复工进展斐然,但仍面临全球大衰退、消费低迷带来的需求侧大考,短期就业压力上升。


根据大摩自下而上的行业调研估算,短期摩擦性失业(企业停业导致暂时无班可上)和不充分就业(需求不足导致失去计件工资,或工作时长小于合意水平),峰值可能分别达到总劳动力的10%。其中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摩擦性失业可能达到2000万,并伴有2000万不充分就业。服务业的压力更大,摩擦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可能达到制造业的数倍。这当中,由于居民消费行为模式仍处于社交疏离状态,零售、住宿餐饮和美容业的就业形势最为吃紧。相反,因需求缺乏弹性,教育和医疗行业的就业形势相对稳健。


上述调研显示,摩擦性失业或许可超劳动力人口的10%左右,还存在着类似规模的非充分就业,是自1990年代末国企改制下岗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当然,这一冲击的性质更偏短期而非结构,当前已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一些纾困政策,部分企业在停业期间得以保留降薪的岗位,但非充分就业依然不可小觑。


中国应具忧患意识,积极应对这场全球经济大衰退,避免短期摩擦性就业冲击演变为长期结构性影响。危机应对下的宏观政策,讲究的是最小化副作用的同时“准、狠、快”,大方向是纾困——也就是用财政的钱、准财政(政策金融)的钱,和国有资源(水电、租金、出行费用)的钱,为企业和个人在停摆期间的损失部分买单。


笔者认为,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扩大赤字、启用长期建设债用于基建,与那时相比,这次扩大赤字,除了一部分用于基建和公共卫生开支之外,一大半则可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纾困,尤其聚焦于服务业领域。具体做法上,笔者总结为三免一退一发:免租、免息(财政全额贴息)、免社保缴费,退税(退2019年所得税),发服务业消费券或现金补贴。


跟过去几轮经济周期比较,当前中国坐拥全球最发达的数字支付体系和完善的税收征缴系统。无论是进行企业退税或者对个人精准发补贴的具体执行能力,都只会比其他国家强,可借助这一优势,纾困反哺企业和个人,共度难关。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考虑明确今年主要目标是“稳就业和纾困”,而非设置较高的GDP增速目标,从而引导好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