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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刚:要注重香港在外循环中的新作用

发表于 2020-08-22    来源于:刘利刚

来源: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816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会议。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双循环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关键点与路径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认为科技创新、消费、以及香港等三个方面在外循环中将发挥很大作用。


以下为发言全文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主要关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的制造业怎样升级换代,以及与之相关的,举国体制怎么来进行科技的攻关与突破。中国其实已是一个创新经济体,但是我们的创新又跟经济体的创新不太一样,我们更注重于所谓的“支”的创新,在“根”的创新方面还不够,今后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补充?第二是关于今后的“双循环”中,消费和消费升级如何兴起与持续。投资方面,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有很多空间,很需要特别是在高科技、5G相关的新型基建方面进行有效投资。第三,香港在外循环的新作用。


接下来我从这几个方面来谈一谈如何实现内外循环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科技创新。从基本要素来看,市场、资金和人才,中国都有。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也有很多资金:中国的储蓄率全球最高,外汇储备也是全球最高。人才方面,每年理工科相关学科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全球第一。在今后,也需要研究如何用一个创新的机制将这三个要素好好组合,从而在各方面实现突破。在这方面,今后需要出台很多具体支持创新的政策。科创板的注册制就是一个好政策。


在人才方面,如果政策到位,中国也有更多优势。尤其是目前,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对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审查非常严格,这些人在美国今后可能很难有良好的研究环境。如何把这样一大批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吸引回来?这不仅需要一个创造创新环境,同时需要一系列政策配套吸引人才回国,这些并且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比如在对国籍的一些限制方面做出改革的话,这些人员或许能够大批回国,为中国做出贡献。


关于科技创新,还有一个比较深层的问题,是有关“根”和“枝”的问题。中国并不是不擅长创新,如果仔细看,其实创新能力不差,很多方面的创新不少。我们的专利很多,我们的研究人员在sciencenature,或是工程行业相关的顶级杂志发表的文章,在数量上可能仅次于美国。


但是我们的创新,细究起来并不是根部的创新,不是能改变一个行业前景的那种创新。而这种创新也许跟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供应链结构来做的创新。今后要有技术上的突破,产业结构和供应链的变革也非常重要。例如,一些国内龙头企业以前在海外能够采购它们需要的高新产品,它们可能对国内的供应商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这些国内的供应商会是它们将来的竞争者。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它们养大?既然很多东西都可以在海外采购,而且是最好的、技术上最先进的东西,这种做法从而忽视了对国内产业链的培养。


日本在战后兴起的阶段,龙头企业对它们系列中的中小企业可谓非常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有一个所谓的Kereitsu(系列)系统,龙头企业做产品,很多重要的部件都是中小企业在后面支撑。他们分工非常明晰,核心技术主要在国内。当年美国对日本进行技术制裁,只是打击了日本在美国的出口的份额,却对日本企业创新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让一些龙头企业,不仅是国企、民企,帮助建立一个以国内为主的中小企业产业链的、供应链的生产体系。这也许会从根本是解决中国的创新模式,从‘枝’到‘根’的创新转变。


第二个问题是消费方面。大家都在讲消费的兴起,但是关于怎样使消费能够有持续增长的空间,听到的不太多。当然,今后我们会重建社会保障体系。这个社会保障体系重建并不是今天才讲,我当年在世行工作的时候,1998年世行对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就有很多建议。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全国统一的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还在进行。今后一些比较大的结构性调整和制度建立,是不是需要用一个不同的模式来推动?比如用一个所谓的委员会(commission)来推动,不仅需要有政府官员的参与,还要有学界、业界,和社会人士的参与。这样对一些重大结构性问题的改革建议可以超出狭隘的部门利益。中国现在的改革已经非常复杂,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固化,所以现在不太可能继续用以前的改革方式来推进了,例如部门或是各个部委自己去提一些改革的建议。


一个影响宏观全局同时又可能造成‘路径依赖’的结构改革的政策,需要用委员会的形式,把部门的利益、产业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通过委员会提出超于这些利益集团的建议。中国今后的一些非常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采用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容易推进。比如养老金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就属于这样类型的改革。


另外,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两个与消费相关的巨大的财富效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财富效应是关于房地财富。我们的城市居民有很大一部分财富在房地产市场,很多人说房地产价格过高造成了消费挤出效应,使其他的消费跟不上。同时我也认为,我们没有很好地把城市地区这么大的一笔房地产财富效应好好地利用起来。


那么,怎么利用?我觉得在金融产品方面,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现在的一些行之有效的金融产品。比如可以把房地产升值的一部分拿出来,提前为自己孩子的教育、耐用品消费来支出。这需要在住房按揭贷款二按,或是房屋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这些产品风险都比较小,在中国的金融行业应该能很快推出来,对中国城市地区进一步消费将会有非常大的持续效应。


另一个很重要的财富效应,是关于我们农村地区的土地财富。农民现在从政府手里租了三块地:一个是农地,一个是宅基地,一个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把它们的产权明晰化,完全可以使农村的财富效应大幅上升。花旗用一个所谓的影子价格来计算这三块地的价值,得出结果大概是20万亿美元的规模。试想一下,如果这20万亿美元的财富效应在农村地区释放出来,今后我们就不必担心农村消费的可持续问题。


同时,这些财富效应也跟下一步金融改革息息相关。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今后有多少资本金来支持房地产按揭的继续推出,这在国外就是一个按揭证券化的过程。这可以解决现在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和乱象。比如,很多长期投资人现在没有很好的资产来持有,于是就去买一些五花八门的高风险的创新。其实,房产按揭证券化产品可以给他们提供很好的资产,那么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改革,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也会有很大帮助。


第三个方面是香港在外循环中的作用。我们在讨论外循环的时候不能忘记香港的作用,虽然说最近香港受到一些社会问题的困扰,但这不代表今后香港的重要性不复存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香港为中国外循环所做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的作用仍然很大。


在今后,特别是在中美金融脱钩方面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很多中概股可能要从美国退市,一旦退市,再上市的首选还是在香港市场。另外,今后我们的外循环当中,外汇投资的结构也要调整,除了要配置更多欧元资产,香港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香港其实是一个美元区,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是不是可以在今后更多地配置在香港,从而减少对低收益的且有安全隐忧美国国债的配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