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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陈达飞 | 美国就业市场歧视:学历是定义阶级的最重要因素

发表于 2021-08-08    来源于:邵宇

原文首发  |  澎湃新闻

 

美国7月非农新增就业超预期,整体失业率及其内部结构同步改善(非裔失业率从9.2%下降到8.2%,西班牙裔从7.4%降到6.6%。),这为美联储退出QE奠定了基础(可参考:恃强凌弱的新冠,政治正确的联储——来自美国就业市场的证据;历史的回声、数据的噪声和美联储的“心跳声”)。

 

对于美国社会和白宫政策而言,分配是主要矛盾。对于美联储而言,就业是主要矛盾。二者的连接点在于,“最大就业”是实现分配正义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不仅要求美联储烫平经济周期,还要求其将劳动力市场尽量长时间地维持在高压状态(Bernstein[1],2018)。

 

失业率的群体差异

 

美国劳动市场的不公平由来已久。依据族裔、学历、行业、是否全职、年龄和性别等维度均可将劳动者划分为弱势群体和优势群体。弱势群体包括:非裔、西班牙裔等边缘族裔;高中及以下学历就业者;个人护理、运输等低薪服务业从业者;兼职,或拿小时工资劳动者;25岁以下年轻就业者;和女性。当然,不同组别内部,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的差异也是不同的。

 

就业的群体差异可分别从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水平(或涨幅)来考察,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它们的周期敏感性。一般而言,弱势群体的失业率更高,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水平更低,且都具有高贝塔特征,即对经济波动更敏感(Aaronson等,2019)。例如,当经济遭遇负冲击时,非裔和西班牙裔劳动者的失业率的平均增幅远高于白人。

 

阶层分化还体现在时间维度。弱势群体往往是最先被解雇和最后被雇佣的——在劳动市场复苏的早期(失业缺口为正),受益的主要是优势群体,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高压”(high-pressure)状态(失业缺口为负)之后,弱势群体才更加受益。他们与优势群体的失业率差距会缩小,工资涨幅甚至更高。所以,劳动市场的高压状态维持地越长,就越有助于推动社会阶层的公平。

 

在所有导致就业分化的因子中,族裔、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的显著性高,性别差异不显著。分族裔来说(图1),近半个世纪,非裔和西班牙裔失业率在任何时点都高于白人,相对失业率[2]的平均值分别为6.3%3.2%。相对失业率具有显著的逆周期特征,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缺口为正),非裔和西班牙裔的相对失业率更高。比如,在1980-1983年沃尔克治理通胀期间,所有族裔的失业率都快速攀升,但非裔的相对失业率从1979年底的7%升至11.67%的历史性高位,西班牙裔则从2.8%升至6.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显著加剧了就业的种族分化。新冠大流行之前,种族分化已经降至历史性低位,非裔和西班牙裔的相对失业率分别为2.1%0.9%。新冠期间,又分别上升至5.2%4.8%。截止到20216月,已分别下降至4.1%2.3%,两倍于疫情前。

 

1:就业的种族差异

数据来源: BLSCBO, CEIC,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按学历将劳动划分为:高中以下、高中毕业、学院肄业[3]和本科及以上(包括研究生学位),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群体差异——学历越高,失业率水平和周期敏感性越低。近三十年绝对失业率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9.1%5.7&4.7%2.8%(图2)。“高中以下”的相对失业率[4]显著高于“高中毕业”和“学院肄业”两个群体。近三十年来,“高中以下”的相对失业率为6.2%。“高中毕业”和“学院肄业”的相对失业率的均值分别为2.9%1.9%。不同学历层次劳动者的周期敏感性也有显著差异。“高中以下”群体的周期敏感性远高于其它三组,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大流行期间,其相对失业率均超过10%

 

2:就业的学历差异

数据来源: BLSCBO, CEIC,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种族和学历比较而言,低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劣势更加显著,且有加剧的趋势。五个相对弱势群体的绝对失业率从高到低的次序为:非裔>高中以下>西班牙裔>高中毕业>学院肄业;相对失业率的排序为:高中以下>高中毕业>学院肄业>西班牙裔(图3)。公平总是相对而言的,教育是划分阶层更重要的维度。

 

“高中以下”和非裔都是各组中最弱势的群体,前者的相对失业率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08年,两个群体的相对失业率水平和走势紧密相连,“高中以下”略微高于非裔,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两者出现了明显的背离。无论是大危机,还是大流行期间,“高中以下”群体的相对失业率的上升幅度都更加显著。在大危机期间,“高中以下”群体的相对失业率从5%升至11%,非裔从3.7%升至8.3%。大流行期间,前者从3%升到了11%,后者从2.1%升到了5.2%

 

比较“西班牙裔”和“高中毕业”和“学院肄业”的相对失业率也可以发现类似特征。西班牙裔的平均绝对失业率高于后两者,平均相对失业率位于后两者之间——“西班牙裔”为2.75%,“高中毕业”为2.9%,“学院肄业”为1.9%。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西班牙裔”的相对失业率一直高于后两者,但下行趋势更明显,所以,截止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其相对劣势地位已经低于后两者,目前大致与“学院肄业”相当。由此可见,“知识改变命运”。

 

3:就业的族裔差异与学历差异的比较

数据来源: BLSCBO, CEIC,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分年龄段而言,20-24岁劳动者的失业率显著高于25岁以上年龄段(25-54岁和55岁以上)。平均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20-24岁劳动者的失业率为10.3%,相对失业率为6.3%(图4)。

 

不同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的差异既不能解释相对失业率的差异,也不能解释相对失业率的波动。1973-1983年,20-24岁与25-54岁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水平相当,期间处于升势,均值约75%1984年之后,两者出现了背离,虽然都在下降,但前者下降幅度更大。截止到20202月,22-24岁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到72%,后者仍为83%

 

1984年之前,虽然两者劳动参与率相当,但20-24岁劳动者的相对失业率和周期敏感性依然较高。1984年之后,虽然20-24岁的劳动参与率在下降,但相对失业并不仅没有扩大,反而呈下降态势。类似的,20-24岁劳动参与率一直高于55岁以上人口,但前者的绝对失业率和相对失业率都要高于后者。所以,不同年龄段失业率的差异并非统计意义上的,本身就反映的是就业的竞争力,而这背后又是人力资本的积累。

 

4:就业的年龄差异

数据来源: BLSCBO, CEIC,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分性别而言,1973年以来,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失业率基本相同,分别为6.28%6.33%,但男性失业率的周期敏感性略高于女性。例如,2009年底,男性失业率升至11.0%,女性升至8.5%,二者相差3.5个百分点。

 

工资的群体差异

 

美国劳动市场的群体差异还可以从工资维度去观察。上世纪70年代中叶是美国劳动市场结构分化的关键节点。此前,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不同分位数的工资涨幅也基本一致,贫富差距缩小。此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和不同分位数工资的增长都持续分化,无论是从族裔、学历、行业,还是从工资高低角度划分,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工资水平的“剪刀差”都在扩大。

 

分行业而言(图5),法律、管理、计算机与数学、医疗、生命科学等都属于高薪行业,农业、个人护理及服务、食物配置及服务等属于低薪行业,行业中位数工资低于拜登政府计划推动最低工资(15美元/小时)。

 

5:工资的行业差异

数据:BLSMay 2019National Occupational Employment and Wage Estimates,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分性别而言,男性的工资高于女性,但溢价率在持续下降(图6)。2020年,美国男性的中位数工资和平均工资分别为23.0美元[5]31.9美元,女性对应的工资为19.2美元和25.4美元,溢价率[6]分别为20%23%,显著低于1978年的峰值(溢价率分别为37.5%34.8%)。控制其它[7]因素,溢价率则从1978年的38%%降至2020年的23%[8]

 

分族裔而言,白人工资显著高于非裔,且差距不断扩大。2020年,美国白人小时工资的中位数和平均值分别为23.0美元和30.9美元,非裔分别为17.6美元和23.0美元,溢价率分为为23.6%25.3%2018年峰值时溢价率分别为26.7%27.5%),而1979年的溢价率仅为16.4%17.3%。控制其它因素,白人的溢价率从1979年的8.6%升到了2020年的16.2%

 

学历的溢价率最高,且比族裔溢价率上升得更快。以本科和高中学历为例,从1973年到2020年,本科的小时工资从29.0美元上升到36.8美元,涨幅27%,高中的小时工资从19.7美元涨到了20.0美元,涨幅为零[9]。相应地,本科学位的溢价率从32.2%上升到了45.5%。控制其它因素,2020年的溢价率高达49.7%

 

6:工资水平的群体差异

数据来源:CPSEconomicPolicy InstituteEPIdatalibrary;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弱势群体的工资低,波动性大,随经济周期触底反弹的时间更为滞后,但在劳动市场高压期,其涨幅的提升速度也会更快(图7)。由此可见,烫平经济波动,实现充分就业,有助于缩小贫富分化。由于劳动收入是美国居民收入的主体[10],缩小劳动收入的差距仍然是缓解贫富分化的最有效手段。这就要求有针对性地消除种族歧视,提升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

 

7:不同分位数工资的涨幅

数据来源: Atlanta Fe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说明:阴影部分为劳动市场“高压”期,产出缺口为负。

 

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和群体差异

 

劳动市场不公平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阶层[11]向上垂直流动性的下降和群体差异的扩大(Rose2020)。比较1967-1981年和2002-2016年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可发现,所有阶层向上跃迁的人口比例都在下降,而且,所处的阶层越低越困难;反之,所有阶层向下流动的比例却在上升,且阶层越低概率越高(图8)。

 

贫困或准贫困阶层维持原状的比例从57%增加至65%,升至中产阶级的比例从43%[12]下降至35%[13]。低层中产阶级维持原状的比例从37%增加至50%,升至更高阶层的比例从56%下降至32%,向下流动的比例从6%增至18%;高层中产阶级维持原状的比例从68%下降至65%,但向上流动的比例从26%下降到24%,反而向下流动的比例从5%增加至11%;高层中产阶级维持原状的比例从84%下降至81%,变为富裕阶层的比例从6%下降到3%,向下流动的比例从10%增至15%

 

8:美国社会阶层的漂移

数据来源:Rose2020.Brookings Institution,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可见,本世纪以来,所有阶层向上的流动性都在下降,但贫困/准贫困和低层中产阶级下降的幅度更明显;所有阶层的向下的流动性都在增加,增加的幅度随阶层的上升而递减——低层中产增加了12个百分点,中层中产增加了6个百分点,高层中产增加了5个百分点。

 

分族裔看(图9),在任意时间段,相比白人而言,非裔和西班牙裔在低层中产及以下阶层分布比例都比较高,在中层中产及以上阶层分布的比例则更低。两个时间段比较而言,西班牙裔整体状况在恶化,贫困/准贫苦比例增加了3个百分点;非裔和白人的贫困/准贫困人口比例都有所下降,差距主要体现在高层中产阶级占比的变化上,非裔从1%增加至14%,白人则从13%增加至37%

 

9:社会向上流动性的下降:按族裔划分

数据来源:Rose2020.Brookings Institution,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分学历而言(图33),可得到类似的结论,高中肄业或高中毕业的弱势群体分布在贫困/准贫困阶层和低层中产阶级的比例显著高于高学历人群。与上世纪相比,就在中层中产及以上阶层分布的比例而言,高中肄业从35%下降至20%,高中毕业从65%下降至56%,大学肄业/准学士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维持不变;但是,他们在高层中产及以上阶层分布的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对于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

 

33:社会向上流动性的下降:按学历划分

数据来源:Rose2020.Brookings Institution,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劳动市场的不公平与劳动力市场是否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密切相关。一个高压的劳动力市场兼具效率和公平两层含义(Aaronson等,2019)。奥肯早在1973年(Okun1973)就提出,失业率从5%下降至4%不仅意味着有1%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利用,还有助于社会向上垂直流动性的提升和全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

 

将所有弱势群体和优势群体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横轴是平均失业率,纵轴是贝塔系数,会呈现出一条斜率为正的直线——平均失业率和贝塔系数最高的三个弱势群体的排序为:非裔、高中肄业和西班牙裔;优势群体的排序为:研究生、大学本科和55-64岁群体[14]。这说明:弱势群体向优势群体的转变靠得是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与时间[15]

 

[1] Jared Bernstein是拜登经济顾问团队的一员。

[2]非裔或西班牙裔的失业率-白人失业率。

[3]即某个学院但未毕业。

[4]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差。

[5]小时工资(2020年美元,下同)。

[6]23.0-19.2/19.2*100%,(31.9-25.4/25.4*100%

[7]控制变量包括:种族、民族、教育、年龄和地域划分。

[8]数据参考EPI data library

[9] 2019年的工资(19.1美元)甚至低于1973

[10]按收入高低将劳动分为5组,每组人数占比20%。在收入最高的20%人群中,劳动收入占比约为62%,在其余4组中则超过80%

[11]阶层划分的依据是收入水平,可参考Rose2020

[12]低层中产阶级的比例为37%,升至中层中产的比例为6%

[13]低层中产26%,中层中产8%,高层中产1%

[14] Wolfers2019. Comment on Okun Revisited: Who Benefits Most from a Strong Economy?

[15]对于本科以上学历者,时间是“值钱的”,单位小时工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反之,对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就业者,工资随年龄增长的趋势并不明显(Nunn,2019)。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比时间更有助于阶层的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