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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年论坛】中国经济如何稳中求进

发表于 2017-01-13    来源于:首席论坛


主持人是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


嘉宾: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

摩根史坦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


陈兴动:这一节的主题我们讨论的问题中国2017年稳定增长,稳中求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完以后大家都非常关注2017年的政策走向是什么样的,稳中求进的说法不是今年才有的,过去三年几乎年年都用,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环境中这句话的含义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首席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首席经济学家其实都负责他们所在公司对未来的经济做出预测,要基于相当严格的讨论考虑以后对未来的形势做出判断,所以这是一个很挑战的。所以首席经济学家最大的压力在什么地方,我在这个行业今年是第24个年头,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你的判断是不是正确,如果你的判断不正确,那么投资者可以买你的单,但是你的错误不能老错,老错没有人听你的。


我们的任务三点,第一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第二,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发生,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不是那样的发生。第三,要指点迷津做出预测,今天非常有幸请到我们现在台上的四位,特别感谢鲁政委同意参加我们这个论坛。我们讨论半天刚才汪涛首席已经做了演讲,这两位肯定有很多的话要讲。我想不能再重复他们已经讲过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题目,让他们去讲,所以我想这地方是比较专注在,站在你们的角度,站在听众的角度,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我们想讨论这个话题,我想得到什么东西,是具体的,不想泛泛而谈。


我有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念完以后,希望大家,我会给时间让你们提问题,希望你们能好好准备你们的问题。第一,2017年的政策要求的目标是稳中求进,稳什么,如何表现在哪些方面要稳,能够具体列出来。2017年的经济要稳中求进,进什么,在什么地方进,能够表现出来,我们投资者能不能够从这地方得到一点启示。第二个问题,2017年中国经济面对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外部冲击,中美贸易的冲突看来在所难免,所不同的就是程度,你如何预估冲突将会是什么情况下打开,中国怎么进行应对,我们可能遇到的后果有多严重,他们会怎么表现出来。第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现在减税呼声很高,但是反对声音也很高。积极财政政策面对许多制约条件,企业税负很重,但是减税很难,地方政府的融资大大下降,如何理解和预期有效的积极财政更加有效。第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响应经济学家们的呼吁,提出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中性化,相对于2016年这句话的意思,2016年我们实际上实行的是中性偏松的,如果说要中性,就意味着比2016年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紧的,如何预测货币政策和信用政策在2017年的变化?第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将房子是用来住的写进官方的文件,这表明中央要重新房地产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对投资、消费、金融信贷、房地产的经济、居民消费等等这些影响。


汪涛:稳中求进的话,我觉得稳的话第一是稳增长。第二是不出任何金融风险。第三,防止泡沫。另外当然还有其他的稳,包括说改革推进中可能不要出现社会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说各方面都是一个稳字当头。那么进怎么进呢?就是经济工作会议也讲到了就是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提了很多项,包括国企,包括金融,包括财税改革等等都提出来。第二,应该是在去产能,过剩产能这个方面继续推进,不仅是继续推进煤炭、钢铁,而且还会扩展到其他的行业。其实2017年去产能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其实去年去产能我觉得刚才鲁政委讲了很多关于煤炭的,煤炭很多是限产,并不是去产能。在高价之下必有勇夫,很多生活会回来。这样的情况下再推进去产能是不是能去产能,这是去产能进一步的第二个进。第三个可能是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继续推进,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些方面的进,稳字当头并不是说为了,我觉得稳字还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增长目标,我认为可能会淡化一些,但是也不能说是放弃,所以可能增长目标还是会定在6%以上,所以说是6.5%左右还是6%7%之间很难说,但是比去年会淡化,或者稍微低一点。


陈兴动:如果要你给出一个答案,你觉得人大3月份很有可能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增长目标出来,还会像去年那样给一个区间还是给一个数,还是把区间扩大?


汪涛:这个我也说不好。


陈兴动:你倾向于是什么?


汪涛:我倾向于说得比较模糊一点,可能给出的还是,我更倾向于可能6.5%左右,但是淡化这样一个目标,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下限,因为去年6.5%7%6.5%就成了下限。


刑自强:我非常同意刚才汪涛博士讲的说法,我觉得稳中求进的进可能主要是体现在改革的进展方面,从六中全会结束以来到经济工作会议这段时间,确实我觉得好像有三个方向新的进展,主要体现在金融风险和泡沫的防范,第二个体现在对产权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第三个体现在开放。可能接下来也会详细讨论的货币政策,您刚才提到了定调似乎更加稳健,这可能也是反映了处于防范金融风险杠杆率快速上升以及资产泡沫的考量,2017年的货币政策的整体态势可能会比去年偏紧一些。这个其实是一种比较正面的进展,有助于控制住整个社会上的负债率上升的速度。


第二,关于产权,我们注意到确实民间投资在去年初的时候非常低迷,但是1127号的时候,中央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的这么一个文件,提到私有产权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述,如果后续得到进一步的落实,甚至上升到更高的层面的话,可能对于提振民间的投资是有帮助的。第三,关于开放,其实今天一开始盛松成参事也提到过虽然中国制造业开放比较多,外资的进入比较多。但是服务业还有开放的空间。最近两三个月似乎越来越多有一种迹象,我们也在考虑在服务业比如说金融服务等行业的进一步开放,这个相信也有助于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这些都是比较好的进展和设想,但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也会继续观察,接下来一年在这三方面落实的情况。


陈兴动:改革从进的角度来讲,改革会具体推动,能不能具体化一点,你期待预期的具体的这种改革措施可能会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泛泛的谈从201310月份大概是提出了历史上最激进的改革方案,但是大家都同意改革的进展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进的角度讲,有什么你认为改革2017年能够看得到不是泛泛而谈的进,能做到的。


汪涛:其实改革一直在做,但是改革进展总是比我们市场预期的要慢,因为市场恨不得昨天就做了,不是明天慢慢来做。如果说今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的话,我希望当然更多的看到一个是国企方面的改革,这是我的希望,我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大的进展。另外一个在债务,刚才稍微讲了一下,债务问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扰,其实能不能在债务重组方面,可能债转股等等一些新的方式,可能会有一些进步。第三个可能是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我觉得包括户籍制度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当然户籍制度讲起来好像大家一想起来就是北京、上海的户口,但是这个改起来可能是难上加难,我认为跟户籍制度相关的比较容易做的可能就是所谓城乡服务的一体化或者均等化,就是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而且覆盖水平小城市、中小城市的覆盖水平或者是流动人口的覆盖水平逐渐提高,并且是在异地可转续,这个可以刺激人口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第三,在财税方面的改革,我觉得呼声最高的,给企业降税的是劳动税,就是五险一金的贡献,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有共识的,不管是业界还是学界还是政府部门,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改革可能有望推进。房产税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所以我觉得房产税比较困难。


陈兴动:什么叫稳增长,其实意味着现在经济增长的动能不足以满足目标,满足心里所希望的增长速度。看样子2017年要借助于宏观的积极刺激政策还是难免的。所以提出来的就是财政政策要有力,要有效,要更加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根据你的观察和研究,财政政策还可以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这几年财政政策说老实话都挺积极,如果说我们现在人家问说什么样的是积极财政政策,201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跟2016年、2015年、2013年有什么区别,你跟大家讲讲你的理解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的在财政政策,而且更加有效,如果能够体现。


屈宏斌:这几年财政政策真的是很多都挺积极的吗?这个我不一定能完全同意,有的是假积极,不一定是真积极,在财政政策,讨论财政政策之前,我顺着汪涛讲的改革,刚才提到是改革你希望看到什么,我是觉得从我个人来讲,看到这么多改革,我们过去也谈了各种各样的名词,供给侧结构改革,体制改革,我个人觉得凡是不涉及到市场化的国企,市场化方向的国际改革和减税的任何有关供给侧改革的谈论或者是讨论也好,我觉得都相当于是耍流氓。因为中国所有的改革里面,哪个是钢,我认为国企改革,市场化方向的国际改革是钢。钢锯木桩,如果这个钢解决不了,其他所有的细节,包括说到的去产能去杠杆,这些都很难以有一个实质性的推动。所以从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学习的学生来讲,我特别希望在改革方面,特别希望看到在市场化方向的国企改革,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进展,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陈兴动:我希望你讲的是可能会发生什么,你不要去呼吁应该发生什么,因为在座的不是政府部门,所以你认为2017年我们预期的,中央最后出来的财政政策还是宽宽的,你会预期到中国政府会比2016年,2017年更加积极有效。


屈宏斌:我没有讲预期,我是讲我希望看到什么,刚才汪涛讲的非常好,就是可能会发生什么。还是回到你提到的财政政策的问题,听了刚才各位的关于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形势分析,其实都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形势,中国的周期性的趋势来讲,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乐观,大家都觉得经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下行的风险,但是风险不是很大,即便经济政策上没有大的政策的调整,或者政策的努力,也都在6.5%左右。但是我觉得这种经济下行的风险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大,我们去年的经济连续三个季度6.7%,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6.7%是怎么来的,很简单,铁公鸡,地方发置换债,大量的地方置换债,然后地方政府有钱了,然后开工做基建。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反转,房地产投资从去年,从2015年的名义增速仅仅只有1%,反弹到今年前11个月的6.5%5.5个百分点的反弹,这个实际上之所以是我们取得的6.7%平稳的增长。


屈宏斌:大家都知道房地产进入2017年,今年肯定不会有5.5的反弹了,即便维持6.5%的水平,那么5.5的房地产去年的贡献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别的地方去弥补由于房地产的放缓或者房地产不再加速而带来的这种需求方面的缺口,那么中国经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6都保不住,不是保6.56.5的问题,谈到稳增长。所以要稳增长,它是目标,要实现这种目标,不管是6.5%还是6.5%6%之间实现稳的目标,我觉得政策就不能稳,那么财政政策要进,要更加积极,而且要真正的积极。


财政政策积极,我们知道空间还是有的,我们觉得无论是从我们的赤字率算还是债务率算都是有的,加上我们所有的政府机关团队,长期以来已经沉淀积累了24万亿的存量资金,这些空间我觉得挖掘挖掘还是有的。但是问题是怎么用,下一步我觉得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我在用同样的财政刺激的政策空间或者弹药的时候,如何取得更大的效果。过去尤其是2016年的财政刺激,积极的财政刺激,主要的着力点几乎全在我们的基建的加盟,也就是说增加政府的投资。


我觉得我们今年要想在同样的财政政策,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走合,在基建补短板的同时,我们拿出一部分的财政空间减税费。我觉得现在没有人不同意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的企业面临的这种税负过重。去年我们讲要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负,但是去年我们在财政政策上几乎没有做什么,减税增值税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实质性达到减税的效果。货币政策我们实际上去年错过了通过货币政策的宽松然后去达到为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的效果,现在外围因素的变化意味着货币政策降息的空间肯定没有。所有的减税都不通过财政政策维持。


财政政策减税大家讨论,货币的承受效应怎么样,一般意义上的确政府在基建方面直接的支出它的承受效应一般来说要大于这种对企业减税。但是在我们中国经济处于目前的阶段,我觉得减税有更特殊的意义。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我觉得怎么实现稳的目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稳信心。我们去年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方面国内的民间,尽管我们的基建和房地产在反转,PPI也转正,但是我们的民间投资,企业的民间投资一直在下滑。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企业在境外的投资出现了飙升,包括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的,购买购汇的需求在增加。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因素分析,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心的问题,大家对未来几年经济到底会怎么样,什么时候经济能见底,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所以稳信心非常重要,稳谁的信心,我觉得首当其冲的,首要最紧迫的就是稳企业家的信心。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从这个时间点上如果我们通过减税,相对再进行基建加码来说更有针对性,因为是针对企业,让企业感觉到在过去四年多以来我们每年都有不断的刺激政策,但是似乎并没有,尤其是民间企业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实惠,如果现在拿出一部分政策空间做减税,企业家至少能感到终于政策对我们带来一些实惠。


陈兴动:你认为稳增长稳信心是关键,稳信心的关键减税,减税能够提高企业家的信心。


屈宏斌:减税光减税一项并不百分之百可以确保提高,能提振企业的信心,如果说最好是减税再配合其他方面的措施,比如说我们简政放权,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的,在国企改革,尤其是处理僵尸国企方面我们有一个密集型的相配套的措施,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提振企业信心的效果会更好。企业信心提高了,民间投资上去了,开始有所改善了,那么我想我们这一盘棋,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局就比较容易走出去。既然信心好了,我的国内投资慢慢上来也可以弥补由于房地产调整所带来的缺口,与此同时,既然国内的经济大家看好了,流出就少了。


陈兴动:你刚才提到滞胀,你认为不是一个潜在的滞胀,而滞胀已经是事实了。本轮的价格上涨,PPI的上涨,是供给短缺导致的,而供给短缺导致隐含当中讲的是因为政策执行过程当中的失误,对煤炭产能的估计,钢铁的限制,目前价格上涨似乎不是可持续的。不是需求拉动价格上涨,也是供给推动价格上涨,是不可持续的。你认为已经滞胀了,我想有三个问题,第一,你认为中国目前中国的增长究竟有多少。第二,假如说目标定到67,或者6.5左右,大家还是希望定在6.5左右,增长差有多少。第三,用什么办法可以补上。


鲁政委:其实对于到底真实的增长是多少,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人提出来,但是我想除了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其实没有更新的说法,虽然大家对统计局数据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我觉得因为没有完备的统计方法,所以我想对这个在统计局的数据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数据。当然可以讨论的这样增长的质量以及是不是好的问题,我觉得这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这已经不是数量层面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没什么好回答的了。你的第三个问题。


陈兴动:如果存在滞胀,现在政策上不能够让它滞胀,还让它保持稳定增长,那政策上你认为它还能做什么?


鲁政委:其实从我们过去的数据分析来看,如果把中国的三次产业的增长,你把它都拉出来看一下,非常清楚,第一产业的增长一直在4%左右,现在我们是6.7%左右,还是在4%左右。所以并不对整个中国经济的下行造成特别的影响,如果再看那两个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实在整个从2012年之后大家开始觉得中国经济的速度是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典型的表现就是只有第二产业的增速比整个经济低速要低,而第三产业的增速比经济增速还要高。第三产业的增速在7.5%左右,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有第三产业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没有问题。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就可以归纳为第二产业的问题,目前大家讲的所有的问题,是不是能解释第二产业的下滑,你讲融资难融资贵,过去我们做银行都知道我们大量的贷款,所以过去我们大量的钱都给了第二产业,所以造成了现在银行的不良大量的上升。第三产业恰恰认为是皮包公司,也认为对支农的贷款不到位,可是恰恰就是不给贷款的第三产业和农业都没有出现趋势性的下降,所以这个原因不对。再找其他的原因,包括刚才大家讲的税费,税费其实不只对第二产业,也对第三产业,为什么第三产业没有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东西,只能解释第二产业的下滑,却对第三产业不产生影响,那就是包含着所有国内成本和人民币对外汇率的实际有效汇率,只有实际有效汇率其实才能够对于可贸易程度最高的工业第二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精神就是,过去某些地区某个地区不务正业搞房地产。你觉得是自己有问题,或者某个人道德品质想法有问题,可是当整个经济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的还能归结为某个金融企业不务正业吗?一定是我们系统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如果回顾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解释产业空心化,那就是实际有效汇率。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全球经历着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而产业转移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就是成本。刚才也讲了说要有信心,我想你说难道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还没有八十年代初的信心强吗。


八十年代到中国办厂,说不定哪天就改变性质了,你的信心为什么没有那么强,盈利上不去,八十年代是几倍盈利的预期,现在只有百分之几预期的时候,你的风险和收益不匹配,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这时候怎么改变预期的收益呢,我觉得显然我们的更为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是需要的。就是说第四轮的产业转移是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每一轮产业转移就是实际有效汇率驱动的。要追求一种市场化的,可以自我调节的机制。


汪涛:关于滞胀的提法,我不是特别理解,我觉得好像我们增长与减速,通胀与上行的时候,交管的过程就变成滞胀,我想说通胀也有好处,企业最关注的是盈利,企业不关注实际GDP,它关注的是民意增长,在通胀,PPI从负增长变成正增长的时候,去年工业整个第二产业,工业它的增长是民意增长是零,前年2015年,去年6点几,今年很可能是十。这种情况通胀的上升对企业有好处,也会增强信心,使企业不会继续去库存,而且开始加库存。


鲁政委:从静态来看现在当然是这样,就像我PPT前面已经讲滞胀,后面为什么还要讲那一段呢?如果你上游和中游利润的上升,无法最终转化为下游的利润上升,下游还在往下降,最后就会停下来,没有办法一直循环。


陈兴动:现在的通胀是一个好的通胀,还没有到达到大家担心的那种涨。这么多年来货币政策一直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所有的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危机之后,把货币政策可能用到极致,而且过量用了。中国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过量的货币政策,现在很多负面的作用出来了,去年提出货币政策叫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后来讲其实稳健的货币政策在2016年是中性偏松,现在提出要稳健中性,意味着要从原来的偏松退回来。如果按照现在的理解,意味着有紧有松,结合起来,最后才能达到中性。你认为2017年你预期的紧的货币政策表现在哪个方面,紧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而紧的信贷政策表现在哪个方面,如果松在什么地方可能会松,比如说有必要松的地方还会松,必要松的地方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刑自强:最近一段时间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一些相互的文件和政策的出台我觉得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整个2017年可能对这种保经济增长的速度的重要性在下调,相反更加注重的是防范金融风险和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在这个大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可能像您刚才讲的比去年要偏紧,那我对于这种政策的潜移默化的转变非常赞同。因为发生的背景是去年2016年我们经济显著的反弹了,尽管连续三个季度统计局的GDP数字是6.7。但是我们自己跟踪的,从2015年第二季度2%左右反弹到现在7%左右,可以显示确实在货币政策比较宽松以及财政和其他相关政策的刺激之下,经济有反弹,但是这里面有两个结构性的问题,还是依然非常严峻,一个就是金融杠杆率继续飙升的问题,负债从260%上升到2016280%,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融资总量加上地方债置换以后,增速高达16%,这个是最近四五年的高点,高于民意GDP7%左右的增速。第二个结构性的调整,资产价格的风险,尤其体现在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比如讲我们看到这一轮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背后有很强的杠杆驱动的现象。


老百姓的按揭2014年全年发放1.6万亿,但是过去12个月发了5万亿。同时看新买房的人使用杠杆的比率,这种所谓的按揭占购房的销售款的比重,从2014年不到20%,大家用八成首付,两成的按揭,上升到现在接近50%,虽然说50%比西方一些经济体在房价出现泡沫的时候还是要低,但是毕竟这种上升速度引发了警觉。现在货币政策趋向更稳健,更紧,是基于这种前提做的判断。具体体现在货币政策的操作方面,降息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包括降准可能性也在降低。第二,银行间的市场上也许利率还有进一步活动的空间,上升的空间,来控制银行间以及债券市场的这种杠杆行为。第三,我们看到在整个货币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速度上面,可能会把目标下调,来通过各种考核手段、监管机制控制信贷的增速。这种情况下对地产领域,比如说按揭的条件可能也会收紧,这是货币政策更加趋于稳健和中性的标志。但是也问到什么是松,松的话有一个前提,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还是会通过一些公开市场的工具在必要的时候提供流动性,避免出现钱荒,或者流动性的冲击。第二个就是如果外部环境有巨大的变化,比如说今天上午很多人讨论的像美国新的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的贸易关系不确定性。


我们也做了一方面这些分析,尤其是中美几种贸易政策的不同的情景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对国内的政策也有一些参考。假设美国真的对进口产品征收5%左右的关税,或者20%甚至高达45%这三种不同的情景,分别会使得中国的出口基本上下跌1%,那是在5%的关税情况下。45%最高的关税情况下,我们的总出口可能会下跌13%。那么再考虑出口对消费对投资第二轮的影响,溢出效应,在5%关税的情况下,我们GDP影响可控,经济增速下降1个点,在45%的情况下,我们GDP可能会下降1.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纯粹的敏感性分析。也可以想象贸易的摩擦是双输的局面,如果真的征收5%45%的关税,中国也会有反制政策,比如说5%20%的温和关税区间,我们可能看到中国的反制政策是一种不对称小范围的贸易摩擦,包括对美国相关产品进行关税,以及限制美国的服务和商品的进口,最终我们的估算是假设在20%的关税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如果损失1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反制政策,可能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下滑6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中国损失的6成左右,最终是双输,对中国经济从中长期来讲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最终如果达成皆大欢喜,以和为贵,双方可以积极探讨双方的投资贸易协定,通过双边开放一些行业,互惠互利,像中国也可以开放一些服务行业,金融服务,娱乐文化等等,来使得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避免贸易摩擦局面。如果最坏的局面发生,那我们国内的政策可能也有必要去提振经济,来避免对中国的出口和GDP的影响。